叶世荣的鼓是从木板学起的，后来成为香港著名的鼓手
Beyond后来受欢迎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歌曲旋律朗朗上口，他们用口水歌的旋律来表达他们的一些想法，这其中包括了批判现实、人文关怀、励志人生、天地大爱等各类题材。在香港这个一切靠商业说话的地方，是不允许玩另类的，Beyond是在个性和商业中间无奈做出的一个选择，否则他们连存在的机会可能都没有。恰恰这种用口水歌传达态度的做法在市场中找到了他们最大的受众群。一些悲天悯人、大而无当甚至有些空洞的歌词配上恶俗的旋律，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内地，听起来立刻就变得有些超凡脱俗了。只能说，香港流行音乐内容过于单一，小情小爱是主流，Beyond在这个环境被衬托得与众不同。内地后来接受Beyond也是因为要么流行歌曲写得俗不可耐，要么就把音乐做到极端，能走在中间路线的要么没有后劲儿，要么缺乏人格魅力。当Beyond试图攻占台湾市场时，这招就不灵了。因为台湾流行音乐不论在原创还是在社会批判、人文关怀方面都做得相当到位了，Beyond的歌词、旋律甚至个性在台湾没有任何优势。在写励志歌曲方面，台湾音乐人远远强于Beyond。登陆台湾失败，让巅峰期的Beyond不得不寻找日本这样的海外市场。
黄家驹的意外离世产生的新闻效应根本没有今天媒体做热门事件报道那样铺天盖地，尤其在内地，当时的娱乐媒体还不发达。所以黄家驹意外身亡的新闻事件并没有被放大。Beyond被放大，完全是来自他们的歌迷，也正是在黄家驹去世后，Beyond的神话传奇才刚刚开始。
客观地说，若论音乐性，Beyond的音乐谈不上有多出众，仅仅是比那些流行歌多一点音乐质感；论时髦，他们的音乐也不及达明一派或林强；论人文色彩，他们又不及罗大佑和黄舒骏；论摇滚的通俗性，甚至不及当时的黑豹……换句话讲，把Beyond放在整个华语音乐范畴内，他们毫无优势可言，但他们恰如其分地取了一个流行音乐的平均值。在歌迷眼中，他们被称作是华语歌坛"殿堂级人物"。对于没有见过殿堂是什么样的歌迷来说，用什么样的措辞都不为过。那么，他们是如何被推向殿堂的呢？
Beyond的巅峰期正好是90年代末，此时内地对港台歌手的了解还处在卡带年代，只闻其声，鲜见其人。换句话讲，流行文化的商业魅力在此时还没有形成，你只有在央视的春晚亮相才能让知名度波及全国。香港歌手的专辑进口或引进的品种也少之又少，在音像店能见到的也不过是徐小凤或者谭咏麟，大量的引进版专辑主要还是以台湾流行音乐为主。在90年代之前，流行音乐也极少被媒体报道，内地人对流行音乐的接受一直处于民间自发状态。你可以想象，在北京亚运会之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放流行歌曲是需要申请报批的，对能否播放亚运歌曲都成了问题，因为这类歌曲兼有流行歌曲和公益歌曲双重属性，这给主管领导出了一个难题。在地方，情况略好一点，上海电台早就不把流行歌曲当成洪水猛兽，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播放流行歌曲了。流行歌曲真正成为广播媒体传播的主要内容是在90年代初期电台纷纷进行节目改革后才出现，到此时主流媒体才介入到流行音乐的传播中——这时流行音乐已经在内地流行了十几年了。
90年代初恰恰又是中国人价值观发生重要转变的分水岭，90年代前，在"振兴中华"的氛围下，理想主义成为当时最主流的价值观，"60后"和"70后"是在这种主流价值观下成长起来的。但"60后"和"70后"之间在流行音乐层面上的主要差异是后者有更好的接受流行音乐环境。这也是为什么是"70后"出生的人把Beyond奉若神明的原因之一。
随着理想主义的破灭，市场经济的推行，理想主义逐步演变成拜金主义。理想转变成拜金这个过程，多数"70后"正值青春期。如果说"50后"的心灵鸡汤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么"60后"的心灵鸡汤可能就是《读者文摘》以及全国各地的《××青年》。但"70后"这一批人成长起来时，更多的大众文化内容带着商业气息进入到他们的生活，从大众文化中寻找心灵慰藉是"70后"有别于"60后"的特征。"80后"没什么心灵，所以也无所谓鸡汤。"90后"无所谓心灵鸡汤，只要不是白开水就行……
Beyond的歌曲有个特点，他们用最浅显的方式表达人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东西，比如母爱、自由、成长，简单明了，毫无深刻，他们用一种平和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方式表达出来，在香港显得特别与众不同。而在内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已让人无暇去怀疑罗大佑歌词式的人生了，通俗易懂最重要，如果还有那么一点点个性更好。
黄家驹（左）和叶世荣都在保险公司工作过，后来为乐队放弃了自己的工作
真正有个性的歌手往往是被时代造就出来的，Beyond某种程度上是香港娱乐繁荣时期的产物，但他们的音乐形态却没有那么强的时代烙印。罗大佑属于80年代的台湾，崔健属于80年代的内地，离开那个时代背景，纵使他们的作品再有艺术魅力，他们的个人魅力也会随时间的推移而黯淡。而Beyond的音乐呈现恰恰是把人生而不是时代抓住了，任何人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些最基本的人生问题，他们的歌曲蜻蜓点水般地触及到了，Beyond带给年轻人的共鸣比歌坛教父们的影响来得更直接。Beyond很自然成了市场经济初期内地年轻人的心灵鸡汤。一句"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就足以让他们心潮澎湃了。内地歌迷是多好对付啊。
残存在"70后"身上最后的一点点理想主义情结就这样被Beyond击中了。在黄家驹去世后在大学中学念书的那拨年轻人，是推崇Beyond的骨干。因为比他们再早的人已过了对流行文化敏感的年纪，比他们再晚一点的人先天对Beyond没有记忆。这样看来，Beyond的追随者通过大众文化寻求心理满足的层面比较低，容易满足，这和整个内地一直以来文化产业没有正常的发展环境有关，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鉴赏水准变成了你稍微在鸡汤里加一点人文作料就会立刻变得鲜美无比。
也是在90年代，卡拉OK开始在中国盛行，Beyond当年的一些热门歌曲成了很多人K歌的必选曲目，这对Beyond在"80后"、"90后"中间的传承起到了很大作用。黄家驹的音域不宽，不分男女，什么嗓子都能跟着唱，旋律又如此口水，可想而知Beyond的流行度。对任何一个时期的年轻人来说，接受Beyond比接受任何一个不属于他这个时代的人都容易许多。换句话讲，他们对Beyond的热爱堪比街头中老年人对"凤凰传奇"的喜爱。
对比内地、台湾和香港流行音乐环境，不难看出，台湾流行音乐相对比较成熟，60年代翻唱英文歌，70年代民歌运动，80年代流行音乐达到巅峰期，流行音乐中包含的类型也比较丰富，人文色彩也相对较浓，有很主流的，也有很另类的。台湾流行音乐几乎为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确立了行业标准。但是到了90年代末期，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加上数字化传播，台湾本土流行音乐受到很大影响，而当时台湾流行音乐最大的销售市场内地也由于数字传播与盗版共同作用，让市场迅速萎缩，台湾流行音乐从此衰落。在这之后，真正意义上的明星也就是周杰伦。
相反，香港流行音乐的最大问题是它只能允许一种商业流行音乐存在，没有给其他音乐的生存空间。最初香港人喜欢翻唱，后来买版权填词，创作力量一直没有正常生长，Beyond也成了这片流行音乐速生林中的一棵怪异树种。尤其是，在90年代中期，香港流行音乐几乎发展到变态的地步，歌手每年都要出三四张专辑，音乐质量日趋下降，市场过度饱和，在后四大天王时代，香港能说得上有特点的歌手只有陈奕迅一个人。
1992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时曾说，上海要一年变个样，三年大变样。他希望上海经济模式能和香港经济互为补充。但上海的迅速崛起，成为新的商业金融城市，多少对香港产生一些影响。香港不再有开放初期内地出口通道这样的优势了。当金融风暴开始，香港经济受到了严重影响。作为经济繁荣象征的娱乐行业，也从此一蹶不振。香港艺人也纷纷到内地寻求机会。
内地流行音乐虽然起点低，而且比港台落后很多，但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在开放之后起到了作用，那就是凡事只追求结果，而不要过程。实际上内地音乐市场空间非常大，什么类型的音乐都有，表面上看什么细分的音乐类型都有，但就是没有市场，结果什么音乐都发展不起来。这是对向来只看重结果的中国人生存哲学观的最好报复。比起港台音乐，内地音乐真的什么都不缺，缺的是时代感，甚至连时髦都做不到。而市场需求量之巨大，只能靠港台音乐来填补。进入21世纪，内地没出现什么新歌手，电视台的娱乐节目倒是多了不少靠贩卖一个个恶俗的人生故事来博得评委同情的选秀大军。
如果说开放之初人们对香港的向往是对商业发达的半殖民地文化的向往，这种向往即使在今天内地现代化到与香港同步甚至某些方面超过香港之后，它依然成为几代人心中的情结。这也许是当年内地人对商业社会物质文明的垂涎转变成对商业文化膜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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