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向美國示弱？
──塞防與海防的艱難權衡
（大陸）謝效茅
中美之間由於意識形態的敵對與宗教傳統的異質，注定是競爭大於合作、排斥大於互補的雙邊關係。尤其是中國傳統負面因素與中共集團低劣治能相聚合，使得中國的政治腐敗呈現出歷史未見的峰值狀況。這導致了底層社會的極度怨怒。反過來，這種幾乎無解的對立迫使中共更加遠離普世價值體系，並以反美為分散底層憤怒的策略選項。
到目前為止，中共統治集團雖然堅稱致力於反腐敗並汲取蘇共亡黨的教訓，但從未敢面對一個鮮活的歷史事實──在前蘇聯，正是共產黨集團的全面腐敗，激化了民族矛盾，至少它是分離主義運動的最現實因素。在中國，體制方面對蘇聯的複製自不待言，腐敗作為激化民族矛盾的重大因素也將顯化。如果美國的反恐標準在未來幾年真的出現「雙重化」，那麼，就算中共集團願意主導民主化，恐怕也會失去窗口機遇期。
毛澤東當年很怕死
中美關係先天就是不穩定的。這不僅在於兩國建交聯合公報與美國對台關係法的衝突，而且更根植於此前毛澤東的機會主義。在中蘇意識形態衝突高危期，毛一直擔心蘇聯人攻入北京將他擄走或殺掉。他不願重複歷史上後晉的兒皇帝政治，儘管中共集團在建國初期就是蘇聯的兒皇帝。石晉的第二代兒皇帝石重貴被契丹破國擄至北方，作為重大歷史事件要比北宋徽欽二帝的遭遇早一百八十年。毛成為「石重貴第三」既是其個人擔心，也存在現實的可能性。毛與斯大林乃至後來蘇共領導人爭奪國際共運領袖地位是個表象，它是石重貴對契丹「稱孫不稱臣」外交政策的最現實翻版。
據時下當紅的中蘇關係專家沈志華（傳為胡錦濤的私人政治顧問之一）對前蘇聯有關檔案的研究，毛在中蘇嚴重對立時期，曾多次膽戰心驚地問外賓：「赫魯曉夫會不會打我們？」甚至對其最親信的北韓領導人金日成坦言憂懼：如果中國出了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毛本人或包括金日成在內「也可能被殺掉」。在對蘇萬分憂懼之下，毛轉向美國尋求庇護，樂意給美國人當「兒皇帝」，國家戰略也出現了機會主義調整並導致了他與親蘇的林彪反目。
至於說到是中美聯手壓垮了蘇聯純屬無稽之談，蘇聯劇變的最主要因素是蘇共腐敗激化了民族情緒。正是由於毛的機會主義選擇導致了一系列問題，才使鄧小平對美政策也屢有嚴重誤判。比如，在美國承諾逐步減少直至最後解決對台軍售的情況下，鄧小平仍然草率地推動中蘇關係正常化。中蘇關係正常化從長遠來看，利大於弊，但是，它也是導致「六‧四」血腥鎮壓的一個重要因素。
後拉登時代的新格局
中共對內鎮壓是全球化進程的巨大負面因素，因為全球化的完善形式是制度同質化與文化多元化並存。美國推進全球化，對中國採取了遏制與接觸並行的政策。在克林頓時期，則明顯地採取綏靖政策以換取中國廉價產品對美國產業萎縮的補充，從而出現了持續的經濟高增長。但是，這造成了更深重的人權災難，因此，小布殊決心「糾偏」，明顯對中國實施遏止，中國方面則稱之為圍堵。「九‧一一事件」打斷了這個進程，美國必須聯合中國對付全球恐怖主義以及現在還難以消除的亞丁灣海盜問題。
隨著拉登被擊斃，格局再變：其一，中亞留下巨大的國際戰略空白地帶，但影響到了中國新疆暨大西部的安全，以至於其在該區域的核設施也大大降低了安全係數；其二，美國在歐巴馬的試探性軟化而未收任何效果之後，重拾遏止大於接觸的小布殊政策，以至於人權問題的調門再次提高並持續下去；其三，東南亞地區諸國懼於中國在南中國海問題上的強硬立場，以及經濟實力對本地區的有力鉗制，公開邀請美國重返。中共當然明瞭此次格局之變的戰略影響，並且西部危險再次大幅度上升，因此，「軟化」對美國的態度就成了類似於鄧小平當年反制美國而與蘇聯緩和的機會性選擇。陳炳德上將會晤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後，在美國國防大學發表演講，稱「中國從來沒有挑戰美國的意圖」，以及「中國的武器裝備水平與美國及西方發達國家相比，落後二十年」云云。
實質問題是什麼呢？中國的戰略導彈部隊及海軍近十年來，一直在研究「摧毀日本，威懾美國」的先發制人戰略。戰略內涵既包括導彈騷擾（導彈飛越日本重要城市與戰略目標上空，造成「敵方心理恐慌」），也包括明確的基地摧毀（在打沉美軍航母的基礎上，對美軍駐日基地進行飽和性導彈攻擊）。前者，以趙錫君《懾戰》一書（國防大學出版社二○○三年版）為代表描述；後者，以朱艾華與孫龍海合著《近岸島嶼封鎖作戰》（軍事科學出版社二○○二年版）為代表性描述。
腐敗踐踏少數民族尊嚴
從晚清以來的中國戰備平衡來看，海防與塞防衝突是始終未能解決的問題。陳炳德對美「示弱」是期望減小「海防」一邊的壓力，轉而注重「塞防」。今日中國之「塞防」含義不是有如對付沙俄侵佔伊犁那樣的外部問題，而是防止分離運動最終造成國家分崩離析。因此，中共高級智囊機構開始研究前蘇聯解體的真實原因。如今年五月十七日，在北京召開了中俄兩國專家對談的「多民族社會的民主制度」研討會。有消息稱，九月份將在俄羅斯舉行更進一步的討論。
正如本文前述，蘇聯崩亡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廣泛的政治腐敗嚴重傷害了少數民族感情，使分離運動在民心之外更擁有「族心」。蘇共的地方機構如立陶宛黨中央與格魯吉亞黨中央，甚至不惜採取與蘇共中央決裂的極端方式來爭取當地民心，結果還是被「族心」所拋棄。蘇共內部一直反對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的旗幟性人物雷日科夫，曾在公開著述中揭露蘇聯解體前少數民族地區格魯吉亞的腐敗狀況：「貪腐現象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一切都可以出賣──從官職到司法判決」，「如果有人沒湊足獻給上級的『貢金』，人們會借錢給他，以示同情。」中國今日貪腐成災，其狀與蘇聯體制的縮影格魯吉亞何其相似乃爾！
貪腐不治，傷害民心，更傷害族心，因為少數民族群相對於主體民族，宗教傳統更強、道德戒律更清晰。換言之，泛濫的腐敗其實是對少數民族宗教信仰的踐踏──這不僅是中共開明派當今要深以為戒的，也應是所有關注中國統一、民主、族群和諧的良心人士，特別是良心學者所深鑽細研的課題。
上文涉及到的導彈騷擾戰略與基地摧毀戰略，在戰爭思維上表現了中共不可能實質對美示弱。在民心盡失、族心難聚的壓力下，調高民族主義（反美、反西方）調門是為當局維續政權的不二選擇。在反美、反西方被包裝成「反西化、反分化」之後，國內政治策略選擇必然是：其一，強化人權鎮壓而不畏國外批評意見，范佩龍代表歐洲的人權表態遭到中共媒體嘲笑即為例證；其二，在民族自治的彈性選擇上變得更保守，西藏流亡組織新選代表人與北京會談願望遭拒亦為例證。
中美或將爆發網絡戰爭
在全球戰略格局中，中國不民主，美中大規模衝突是難免的。不同於冷戰時代的預期，美中之間更可能打一場「不見硝煙的戰爭」，在網絡領域進行大規模廝殺。如此選擇，對中共來說，可以避免軍備水平落後的短處，轉而集中一方面的科技優勢戰勝美國，至少讓美國認可平起平坐的事實。對此，美國已有相當認知，在五月中旬公佈的「網絡全球計劃」文本中，明確表示：「如果受到威脅到國家安全的網絡攻擊，美國將使用軍事實力進行回擊。」
當然，中國對美國的網絡先發攻擊也不可能是貿然而為，引爆因素很可能是美國在反恐方面確實採用中方認為的「雙重標準」，並引發中國出現類似前蘇聯立陶宛或格魯吉亞式的危機。僅僅從戰略邏輯上講，今後三到五年，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影響力反而會降低一些，因此，後拉登時代會給台灣帶來豐厚的國際利益與安全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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