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易中天：文人原本是怪胎——“文化人的分野”
易中天：文人原本是怪胎——“文化人的分野”之一
一孔子的分类有问题
把作家、学者、媒体人、知识分子等等，都简称或统称为“文人”，实在很扯淡，也很糊涂。比如，你能说顾准先生是文人么？那简直就是亵渎！
文人从来就不是“荣誉称号”。“文人相轻”，“文人无行”，也都不是什么好词。所以，要简称，得称“文化人”。最好，是细分。这事孔子老早做过。他老人家的主张，是分为君子与小人。这两个概念，可以区分“品类”，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也可以区分“品级”，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品类是类别，品级是级别。这种区分，在孔子那里是普适的，可以用于所有人。但如果加个“儒”字，称为“君子儒”和“小人儒”(《论语·雍也》)，则特指文化人。可见，文化人不但能分类，还能分级。
但这个分法，有问题。因为君子与小人，原本指不同的“阶级”。君子即贵族，小人即平民。其形成，则源自宗法制。宗法制规定，家族的血统、财产和地位，原则上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为君。天子的嫡长子为天下之君，诸侯的为国君，大夫的为家君。所以，君子就是“诸君之子”。做不了君的次子和庶子，分出去成为“小宗”。大贵族的小宗，起先也是贵族。天子的小宗是诸侯，诸侯的小宗是大夫，大夫的小宗是士。但分到最后，一无所有，啥都不是，就成了平民。所以，小人就是“小宗之人”。这就是阶级。
到了孔子那里，这两个概念，又指“品级”，即君子“三高”(高贵、高尚、高雅)，小人“三俗”(粗俗、低俗、庸俗)。再后来，阶级的意义没有了，品级的意义也淡化了，变成了“品类”：君子是好人，小人是坏人。或者说，君子道德高尚，小人品质恶劣。阶级讲“地位”，品级讲“品位”，品类讲“品质”，都是君子高，小人低。
这就越来越说不清。比如小人，是无德还是缺德，是德薄还是德寡？然而“寡德之人”，可不是谁都能自称的。呵呵呵，“寡人”不是“小人”，反倒是“大人”。正所谓：尊贵是王侯，偏偏称孤寡，你说是谦虚还是自夸？事实上，简单的道德判断，最不靠谱。谁都可以轻易地说自己是君子，别人是小人。那么，到底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更何况，君子又怎样，小人又如何？比如周扬，是不是君子？是。整不整人？整。挨不挨整？挨。而且，正因为是君子，后来他忏悔。但不忏悔的，也未必就是小人。事实上，小人整人，君子也整；君子挨整，小人也挨(比如偷鸡摸狗的梁上君子)。历朝历代，还有搞政治运动那会，都这样。
二我的主张，是区分类型
显然，以道德标准为文化标准，是不灵的。一笔糊涂账，统称“文人”，更不行。分类才能见分野。因此我的主张，是区分“类型”。类型有品类的意思，也有品级的意思，还有型号的意思，标志着不同的气质和味道，甚至人格特征，所以叫“类型”。
文化人的类型，主要有四种：士人、学人、诗人、文人。前三种，大约相当于“君子儒”；文人，大约相当于“小人儒”。大约而已，不完全准确。另外，还有两种次要的类型：哲人和艺人。之所以次要，是因为哲人数量极少，艺人又往往被认为“没文化”。这种分类，表面上看似乎带有“职业标签”，其实无关乎“职业身份”。比方说，并非学哲学、搞哲学、讲哲学的都是哲人。真正的哲人，凤毛麟角，千载难逢。大多数，则不过“哲学工作者”，甚至“吃哲学饭的”。
同样，并非写诗的都是诗人，做学问的都是学人。比如乾隆皇帝，诗写得倒多，难道也算？又比如，现在某些官员，为了解决级别待遇问题，转岗文联、作协、社科院，今天主持一个项目，明天主编一套丛书，其实胸无点墨，事无寸功，也算诗人或学人？
就连专业作家和学者，也不好说。事实上，有人写了一辈子诗，也不是诗人；做了一辈子学问，也不是学人。为什么？或无诗人之灵气，或无学人之锐眼，只好算作“诗匠”或“学匠”，无妨统称为“匠人”。这就只能算是“写诗的”和“做学问的”。好比有些人，只能叫“男的”，不能叫“男人”。
舞文弄墨的也一样，有文匠，有文人。文匠只会写陈词滥调、新老八股、官样文章。这就像学匠，只会写“教材体”；诗匠，只会写“朗诵体”。八股文面目可憎，教材体味同嚼蜡，朗诵体令人肉麻。稍微像样一点的文人，也不屑。
文人肯定是有才气的，叫“才子”；也是有才情的，叫“情种”。所以，才子每被佳人心仪，正如美女常为英雄所爱。但这不是鉴别文人与否的标准。真正的诗人，都有才气和才情。真正的学人则必有才气。是不是“情种”，因人而异。
不看职业，也不看才能，看什么？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但可以肯定，文人作为“类型”，有特定的含义，并不等于“文字工作者”或“文化工作者”。因为人家写文章，就管人家叫“文人”，是没动脑子，含糊惯了。
三所有类型，都是士的变体
什么是“文人”？文人是士人的变体。当然，其他类型，除了艺人，也都是。艺人在古代，多由“**”充任。社会地位，与士人不可同日。这当然是歧视。但艺人不是士(士人)，而是庶(庶人)，总归是事实。
士在春秋战国，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他们没有封建领地，但有学问本事，或一技之长。其中，有文化的是“文士”，有武艺的是“武士”。这是最早的分野。但这是“分工”，不是“分类”。文士和武士，都要靠自己的本事找饭吃。
这就跟后来所谓“知识分子”一样，也是“毛”，必须依附在一张“皮”上。不过那时皮很多，毛也值钱。几乎所有的皮，都希望拥有更多的毛。稍微有点头脑的诸侯和大夫，都争相“养士”，甚至不计成本。比如“战国四君子”，便都是爱才如命，求贤若渴，网罗天下，执礼甚恭。
反过来，士人则可以挑肥拣瘦，朝秦暮楚，爱理不理，爱来不来，端足了架子摆足了谱。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于是，他们不但是中国最早的“文化工作者”，也是中国最早的“自由职业者”。
但从秦汉开始，士就不自由了。因为这时，“皮”只剩下一张，就是皇帝或皇权。出路，也基本上只有一条，就是“读书做官”。所谓“士人”，也一般不再包括武士，而主要指文士，即“读书人”。读书而做官，由士而大夫，所以叫“士大夫”。
不过，做官这事，也非人人有份。有的做不了，也有的不愿做，还有人心里很想偏说不。这些人，便有的去做学问，这就是“学人”；有的去吟风月，这就是“诗人”。所以，学人和诗人，都是士人的变体。士的分野、分流和分类，自此开始。
士人做了官，就是“官人”。官人是“帮忙”的。部分学人，修官史，设教席，注经典，搞意识形态，也算帮忙。偌大一个王朝和帝国，总要有人做事。这也无可厚非。何况士人来做官，总体上要比其他人好。外戚专政，宦官擅权，藩镇割据，都是“祸源”。
于是从秦汉到明清，“文官制度”就越来越完善、越来越成熟。官员的主体，必须是士人(读书人)；读书人的“正道”，则是做官。甚至还有世世代代读书做官的大家，叫“士族”；而某些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读书人，即便还没做官，也叫“士大夫”。总之，官人，是秦汉以后士人的主要组成部分。只不过，不能算作文化类型。
四文人是士人演变的末流
然而皇帝或皇家，不但要有人帮忙，还要有人帮凶、帮闲、帮腔。这不仅是帝国政治的需要，有时也是皇帝本人的需求，比如附庸风雅、装腔作势、显摆卖弄。
帮凶的，有打手，有鹰犬，有厂卫，有酷吏。帮闲和帮腔，则不是他们的活，也干不了。靠艺人同样不行。旧社会的艺人，并不像新社会这样受到尊重。所谓“王八、戏子、吹鼓手”，哪里上得了台面？没有话语权，如何帮腔？帮闲都难。
于是所谓“文人”，便应运而生。文人，最早指“有文德的人”。这是古意，见于《书经》和《诗经》，后世不用。汉代的说法，是“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王充《论衡·超奇》)。但这是“文秘”，不是“文人”。而且，也应该算是“帮忙”的。
汉魏以后的“文人”，俗称“笔杆子”。他们是为皇权或当局服务，帮闲、帮腔甚至帮凶的读书人。歌功颂德，是帮腔；吟风弄月，是帮闲；为文字狱提供“证据”，深文周纳，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则是帮凶。没有文人，单靠皇帝，根本就实现不了“文化专制”。《韩诗外传》说，君子要“避文士之笔端”，并非没有道理。
显然，文人这一品种或类型，实乃古士演变之末流。事实上，有士人“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学人传承文化延续文明，诗人(包括一切真正的艺术家)创造文艺作品，再加上哲人启迪智慧，艺人丰富生活，也就够了，要文人做甚？可见是怪胎。
帮腔和帮闲，也有等级或品级。高级的舞文弄墨，中级的插科打诨，低级的溜须拍马。但无论哪种，都是“御用”。有人主张分为“御用”和“非御用”的，这是犯糊涂，或想当然。其实，凡文人，皆御用，只有“在岗”和“待岗”之别，顶多再加“求之不得，恼羞成怒”的一种。
文人也一样，几乎无不盼望“上书房行走”。就连某些诗人，也如此。否则，何必抱怨“不才明主弃”，说什么“奉旨填词”？可见吟诗作赋，原本退求其次。如果连这条出路都没有，便只好“落草为寇”，给“山大王”去当“狗头军师”。
所以，文人其实有多副面孔，或为“文丑”，或为“文痞”，或为“文贼”，或为“文匪”，甚至“斯文扫地，泼妇骂街”，我们以后再说。那些从来就不想御用的，则决非文人。因此，有风骨的文化人，千万别以为文人称号是桂冠，随便戴在自己头上。
总之，秦汉以后，士人就分化了，产生出各种类型。其中，学人和诗人是“正变”，文人是“异变”，哲人是“异数”。还有“匪人”，则是“异类”。匪人也有两种。原本是匪，然而儒雅，是“儒匪”；毕竟是儒，但有匪气，是“匪儒”。儒匪的特点，是“君子动口也动手，该出手时就出手”。匪儒的特点，则是离经叛道，呵佛骂祖，非文武而薄周孔，比如嵇康和李贽。这也是极少数，故不列为一种类型。
后面的文章，便分而论之。
刊载于2012年5月29日《南方都市报》——“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为诗人
”。这样，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个性表现”，也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质言之，共同情感、个人体验、独特表现，缺一不可。 还是举例说明吧！比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不是他的个人体验？是。因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正是他这亡国之君的独特感受。那么，他传达的，是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是。因为忧愁，是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从他的诗句中，都能看到自己，这才引起共鸣。至于表现形式，不用说，非常独特。因此，李煜作为君王，虽然很不怎么样；作为诗人，却相当不错。 显然，强调情感的个人性，并不妨碍诗人成为人民或时代的代言人。诗人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表达人民的欢乐，人民的悲痛，人民的愤怒。他甚至可以帮别人说话，比如“代人寄远”之类。只不过，这些情感，必须来自他的个人体验，或者是他将心比心体验到的。也就是说，诗人的情感，可以“关于他人”或“关于集体”，但必须“自己体验”。自己体验的，才是真情感。所谓“愤怒出诗人”，其实是“真情出诗人”啊！ 因此，诗人几乎无不敏感，甚至孤独。这种心态，会使他们选择离群索居，甚至自行了断。这是诗人气质所致，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宿命”，因为“情到深处人孤独”。 文人却很少孤独。因为他们的情感，原本是造出来的，是“为文造情”。他们当然也敏感，但那多半关乎面子，或脸色，尤其是在“作秀走台”或“颂圣应景”的时候。那时，他们的每一根神经，都是紧崩着的。 说起来，这也是区分诗人与文人的一个难题。因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诗人，也都有这样的所谓“作品”，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是阿谀奉承，有的是应付场面，还有的是由衷赞美。比如杜甫的“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就多半是真心话；何况这首诗的后面，还说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事实上，真正的诗人，是一定会有“士人风骨”的。至少，不会总是“颂圣”，总是“应景”。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但下一篇文章，却得先讨论一下学人与文人。 刊载于2012年6月1日《南方都市报》B21版，责任编辑刘铮
——“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几种类型，肯定有人不以为然。你这种分类，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标准嘛？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还要被骂作“怪胎”？ 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诗人”，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的。诗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士人、学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这样说，又有问题：都是写作或创作，文人跟诗人，有什么区别？ 看来，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 的确，表面上看，诗人就是写诗的，学人就是治学的，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但这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得刨根问底，从根上说起。换言之，我们得问个究竟：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历史上，又为什么会“多余”地冒出来“文人”这个类型？ 先说诗人。 众所周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诗人，也都要有诗人。为什么？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现和传达；而这种表现和传达，又必须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归入“诗人”这一文化类型。 显然，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人类有共同情感吗？有。比如爱，比如对幸福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传达吗？能。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为能够传达，才会有诉说和倾听。 不过，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但一般人的听和说，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这就需要诗人，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又说得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他们传达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现的方式，则是最独特的。因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鸣；因为最独特，所以让人惊叹。这才被尊为诗人，尊为艺术家，被看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骄傲，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 所谓“诗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即此之谓。 二 谁是诗人，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如此这般的“习惯性表态”，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尽致、绝后空前。那时，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或重大事件发生，必有海量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唱红，就都唱红；批邓，就都批邓；说“形势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争先，个个恐后，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场。 老实说，这种事，我也没少干。所以，我也曾经是文人。也所以，我对什么是文人，了如指掌。还所以，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不是说“众口一词”就一定不对，一定虚假。粉碎四人帮，五一二地震，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几种类型，肯定有人不以为然。你这种分类，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标准嘛？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还要被骂作“怪胎”？
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诗人”，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的。诗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士人、学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这样说，又有问题：都是写作或创作，文人跟诗人，有什么区别？
刻，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唱出了“同一首歌”。但那是遇到了非常事件，而且是全国人民真正“心往一处想”。如果像上了闹钟似的，一到钟点就莺歌燕舞，便很可疑。一见“大雪纷纷落地”，就说“都是皇家瑞气”，也很可疑。 总之，历史上，现实中，有两种作家或作者，两种写作或创作。一种是真情实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这才发言为诗；另一种则是舞文弄墨，无病呻吟，没话找话，言不由衷。这个分野，早在一千六百年前，就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艺理论家刘勰看出。他在《文心雕龙》的《情采篇》，把前者称之为“为情造文”，后者称之为“为文造情”。而且，他的态度也很明朗：“为情造文”是真艺术，应该肯定；“为文造情”是伪艺术，必须批判。 更有意思的是，刘勰也分了类型，贴了标签，管前者叫“诗人”，后者叫“辞人”。其实刘勰所谓“辞人”，就是我说的“文人”，用词不同而已。有人看不懂我的分类，认为牵强附会，或者多此一举，甚至故弄玄虚。哈，那是因为学问不够，没读过《文心雕龙》。 三 验明正身有点难 然而，当真要区分诗人与文人，又很难。 在文化人的各种类型中，诗人与文人，是最为接近，也最难区分的。第一，他们都写作，甚至都以写作为生，或者都有创作的冲动。第二，他们也都有才。一点才华都没有的，只能叫“诗匠”或“文匠”。第三，他们甚至都是“性情中人”，至少看起来是。诗人固然“风流倜傥”，文人同样“放浪形骸”。文人游山玩水，诗人也游；文人泡吧泡妞，诗人也泡。诗、酒、山水和女人，一般地说，都是他们的最爱。 这就很难“划清界限”。比如，你总不能说，诗人的浪漫就是“多情”，文人的风流就是“无行”；诗人喝酒就是“寻找灵感”，文人喝酒就是“放纵自己”吧？ 我不知道刘勰是否想过这个问题，但他提出了鉴别的方法和标准，那就是区分情感的真假。他说，“辞人”（文人）的特点，就是人格分裂，表里不一，口是心非。比如，明明“志深轩冕”（极想做官），却“泛咏皋壤”（扬言归隐）；明明“心缠机务”（勾心斗角），却“虚述人外”（假装超脱）；开口“淡泊”，闭口“宁静”，其实比谁都在乎功名利禄、票子风头。总之，他们的性情是假的，叫“真宰弗存”（《文心雕龙•情采》）。 例证也有，比如潘岳（字安仁）就是。此人的一些作品，比如《秋兴赋》，表达的情感是很高洁的。对脱离官场，走向自由，也是很向往的。然而实际为人呢？每天站在路旁，等待权臣接见。高官的车子远远扬起尘土，就拜倒在地，叫“望尘而拜”。谄媚如此，其清高自然可疑。所以，后来元好问就讥讽他，说“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论诗绝句》其六）。潘岳，也就成了言不由衷的文人典型。 但这事其实不好说。因为人都有两面性，文化人就尤其性格复杂，内心冲突，充满矛盾。比如那位最为放荡不羁的大诗人李白，不也很想入朝做官吗？为了满足唐玄宗，不也为杨贵妃写了“云想衣裳花想容”吗？何况想做官，也未必都是为了光宗耀祖、富贵荣华，甚至以权谋私。也可能是为了践行政治理想，施展政治才华，实现政治抱负。然而官场有如江湖，毕竟凶险。饱受打压排挤之时，难免有归隐之心。而且，正如范文澜先生注《文心雕龙》时所说：尘俗之缚愈急，林泉之慕弥深。所以这一条，还真不好鉴别。 但，诗人“为情造文”，文人“为文造情”，是不错的；诗人性情是真，文人性情是伪，也是不错的。问题是：何以知之？ 四 一念之差 我的主张，是看体验。说得再明白一点：但凡真有体验，而且那体验是个人的，为真情感，也是真诗人。反之，没有体验，装模作样；或表面上有体验，却其实不过看别人的脸色，替别人涂脂抹粉或自吹自擂，充当“肉话筒”的，是文人。 这样讲，似乎跟前面的说法有矛盾。诗人传达的，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吗？没错。但这种传达，又必须是个性的和独特的。这就决不仅仅只是技术问题，或形式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体验。体验不属个人，表现岂能个性？也就是说，情感是共同的，体验却必须是个人的，是“共同情感的个人体验 看来，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
的确，表面上看，诗人就是写诗的，学人就是治学的，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但这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得刨根问底，从根上说起。换言之，我们得问个究竟：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历史上，又为什么会“多余”地冒出来“文人”这个类型？
——“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几种类型，肯定有人不以为然。你这种分类，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标准嘛？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还要被骂作“怪胎”？ 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诗人”，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的。诗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士人、学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这样说，又有问题：都是写作或创作，文人跟诗人，有什么区别？ 看来，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 的确，表面上看，诗人就是写诗的，学人就是治学的，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但这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得刨根问底，从根上说起。换言之，我们得问个究竟：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历史上，又为什么会“多余”地冒出来“文人”这个类型？ 先说诗人。 众所周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诗人，也都要有诗人。为什么？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现和传达；而这种表现和传达，又必须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归入“诗人”这一文化类型。 显然，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人类有共同情感吗？有。比如爱，比如对幸福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传达吗？能。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为能够传达，才会有诉说和倾听。 不过，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但一般人的听和说，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这就需要诗人，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又说得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他们传达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现的方式，则是最独特的。因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鸣；因为最独特，所以让人惊叹。这才被尊为诗人，尊为艺术家，被看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骄傲，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 所谓“诗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即此之谓。 二 谁是诗人，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如此这般的“习惯性表态”，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尽致、绝后空前。那时，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或重大事件发生，必有海量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唱红，就都唱红；批邓，就都批邓；说“形势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争先，个个恐后，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场。 老实说，这种事，我也没少干。所以，我也曾经是文人。也所以，我对什么是文人，了如指掌。还所以，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不是说“众口一词”就一定不对，一定虚假。粉碎四人帮，五一二地震，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
先说诗人。
”。这样，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个性表现”，也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质言之，共同情感、个人体验、独特表现，缺一不可。 还是举例说明吧！比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不是他的个人体验？是。因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正是他这亡国之君的独特感受。那么，他传达的，是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是。因为忧愁，是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从他的诗句中，都能看到自己，这才引起共鸣。至于表现形式，不用说，非常独特。因此，李煜作为君王，虽然很不怎么样；作为诗人，却相当不错。 显然，强调情感的个人性，并不妨碍诗人成为人民或时代的代言人。诗人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表达人民的欢乐，人民的悲痛，人民的愤怒。他甚至可以帮别人说话，比如“代人寄远”之类。只不过，这些情感，必须来自他的个人体验，或者是他将心比心体验到的。也就是说，诗人的情感，可以“关于他人”或“关于集体”，但必须“自己体验”。自己体验的，才是真情感。所谓“愤怒出诗人”，其实是“真情出诗人”啊！ 因此，诗人几乎无不敏感，甚至孤独。这种心态，会使他们选择离群索居，甚至自行了断。这是诗人气质所致，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宿命”，因为“情到深处人孤独”。 文人却很少孤独。因为他们的情感，原本是造出来的，是“为文造情”。他们当然也敏感，但那多半关乎面子，或脸色，尤其是在“作秀走台”或“颂圣应景”的时候。那时，他们的每一根神经，都是紧崩着的。 说起来，这也是区分诗人与文人的一个难题。因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诗人，也都有这样的所谓“作品”，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是阿谀奉承，有的是应付场面，还有的是由衷赞美。比如杜甫的“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就多半是真心话；何况这首诗的后面，还说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事实上，真正的诗人，是一定会有“士人风骨”的。至少，不会总是“颂圣”，总是“应景”。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但下一篇文章，却得先讨论一下学人与文人。 刊载于2012年6月1日《南方都市报》B21版，责任编辑刘铮 众所周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诗人，也都要有诗人。为什么？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现和传达；而这种表现和传达，又必须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归入“诗人”这一文化类型。
显然，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人类有共同情感吗？有。比如爱，比如对幸福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传达吗？能。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为能够传达，才会有诉说和倾听。
——“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几种类型，肯定有人不以为然。你这种分类，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标准嘛？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还要被骂作“怪胎”？ 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诗人”，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的。诗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士人、学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这样说，又有问题：都是写作或创作，文人跟诗人，有什么区别？ 看来，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 的确，表面上看，诗人就是写诗的，学人就是治学的，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但这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得刨根问底，从根上说起。换言之，我们得问个究竟：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历史上，又为什么会“多余”地冒出来“文人”这个类型？ 先说诗人。 众所周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诗人，也都要有诗人。为什么？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现和传达；而这种表现和传达，又必须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归入“诗人”这一文化类型。 显然，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人类有共同情感吗？有。比如爱，比如对幸福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传达吗？能。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为能够传达，才会有诉说和倾听。 不过，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但一般人的听和说，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这就需要诗人，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又说得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他们传达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现的方式，则是最独特的。因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鸣；因为最独特，所以让人惊叹。这才被尊为诗人，尊为艺术家，被看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骄傲，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 所谓“诗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即此之谓。 二 谁是诗人，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如此这般的“习惯性表态”，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尽致、绝后空前。那时，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或重大事件发生，必有海量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唱红，就都唱红；批邓，就都批邓；说“形势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争先，个个恐后，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场。 老实说，这种事，我也没少干。所以，我也曾经是文人。也所以，我对什么是文人，了如指掌。还所以，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不是说“众口一词”就一定不对，一定虚假。粉碎四人帮，五一二地震，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
不过，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但一般人的听和说，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这就需要诗人，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又说得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他们传达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现的方式，则是最独特的。因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鸣；因为最独特，所以让人惊叹。这才被尊为诗人，尊为艺术家，被看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骄傲，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
——“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几种类型，肯定有人不以为然。你这种分类，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标准嘛？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还要被骂作“怪胎”？ 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诗人”，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的。诗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士人、学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这样说，又有问题：都是写作或创作，文人跟诗人，有什么区别？ 看来，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 的确，表面上看，诗人就是写诗的，学人就是治学的，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但这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得刨根问底，从根上说起。换言之，我们得问个究竟：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历史上，又为什么会“多余”地冒出来“文人”这个类型？ 先说诗人。 众所周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诗人，也都要有诗人。为什么？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现和传达；而这种表现和传达，又必须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归入“诗人”这一文化类型。 显然，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人类有共同情感吗？有。比如爱，比如对幸福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传达吗？能。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为能够传达，才会有诉说和倾听。 不过，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但一般人的听和说，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这就需要诗人，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又说得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他们传达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现的方式，则是最独特的。因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鸣；因为最独特，所以让人惊叹。这才被尊为诗人，尊为艺术家，被看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骄傲，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 所谓“诗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即此之谓。 二 谁是诗人，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如此这般的“习惯性表态”，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尽致、绝后空前。那时，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或重大事件发生，必有海量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唱红，就都唱红；批邓，就都批邓；说“形势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争先，个个恐后，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场。 老实说，这种事，我也没少干。所以，我也曾经是文人。也所以，我对什么是文人，了如指掌。还所以，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不是说“众口一词”就一定不对，一定虚假。粉碎四人帮，五一二地震，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 所谓“诗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即此之谓。
二 谁是诗人，谁是文人
——“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几种类型，肯定有人不以为然。你这种分类，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标准嘛？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还要被骂作“怪胎”？ 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诗人”，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的。诗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士人、学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这样说，又有问题：都是写作或创作，文人跟诗人，有什么区别？ 看来，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 的确，表面上看，诗人就是写诗的，学人就是治学的，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但这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得刨根问底，从根上说起。换言之，我们得问个究竟：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历史上，又为什么会“多余”地冒出来“文人”这个类型？ 先说诗人。 众所周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诗人，也都要有诗人。为什么？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现和传达；而这种表现和传达，又必须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归入“诗人”这一文化类型。 显然，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人类有共同情感吗？有。比如爱，比如对幸福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传达吗？能。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为能够传达，才会有诉说和倾听。 不过，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但一般人的听和说，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这就需要诗人，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又说得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他们传达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现的方式，则是最独特的。因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鸣；因为最独特，所以让人惊叹。这才被尊为诗人，尊为艺术家，被看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骄傲，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 所谓“诗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即此之谓。 二 谁是诗人，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如此这般的“习惯性表态”，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尽致、绝后空前。那时，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或重大事件发生，必有海量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唱红，就都唱红；批邓，就都批邓；说“形势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争先，个个恐后，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场。 老实说，这种事，我也没少干。所以，我也曾经是文人。也所以，我对什么是文人，了如指掌。还所以，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不是说“众口一词”就一定不对，一定虚假。粉碎四人帮，五一二地震，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
——“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几种类型，肯定有人不以为然。你这种分类，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标准嘛？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还要被骂作“怪胎”？ 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诗人”，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的。诗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士人、学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这样说，又有问题：都是写作或创作，文人跟诗人，有什么区别？ 看来，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 的确，表面上看，诗人就是写诗的，学人就是治学的，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但这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得刨根问底，从根上说起。换言之，我们得问个究竟：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历史上，又为什么会“多余”地冒出来“文人”这个类型？ 先说诗人。 众所周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诗人，也都要有诗人。为什么？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现和传达；而这种表现和传达，又必须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归入“诗人”这一文化类型。 显然，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人类有共同情感吗？有。比如爱，比如对幸福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传达吗？能。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为能够传达，才会有诉说和倾听。 不过，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但一般人的听和说，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这就需要诗人，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又说得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他们传达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现的方式，则是最独特的。因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鸣；因为最独特，所以让人惊叹。这才被尊为诗人，尊为艺术家，被看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骄傲，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 所谓“诗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即此之谓。 二 谁是诗人，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如此这般的“习惯性表态”，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尽致、绝后空前。那时，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或重大事件发生，必有海量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唱红，就都唱红；批邓，就都批邓；说“形势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争先，个个恐后，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场。 老实说，这种事，我也没少干。所以，我也曾经是文人。也所以，我对什么是文人，了如指掌。还所以，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不是说“众口一词”就一定不对，一定虚假。粉碎四人帮，五一二地震，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刻，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唱出了“同一首歌”。但那是遇到了非常事件，而且是全国人民真正“心往一处想”。如果像上了闹钟似的，一到钟点就莺歌燕舞，便很可疑。一见“大雪纷纷落地”，就说“都是皇家瑞气”，也很可疑。 总之，历史上，现实中，有两种作家或作者，两种写作或创作。一种是真情实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这才发言为诗；另一种则是舞文弄墨，无病呻吟，没话找话，言不由衷。这个分野，早在一千六百年前，就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艺理论家刘勰看出。他在《文心雕龙》的《情采篇》，把前者称之为“为情造文”，后者称之为“为文造情”。而且，他的态度也很明朗：“为情造文”是真艺术，应该肯定；“为文造情”是伪艺术，必须批判。 更有意思的是，刘勰也分了类型，贴了标签，管前者叫“诗人”，后者叫“辞人”。其实刘勰所谓“辞人”，就是我说的“文人”，用词不同而已。有人看不懂我的分类，认为牵强附会，或者多此一举，甚至故弄玄虚。哈，那是因为学问不够，没读过《文心雕龙》。 三 验明正身有点难 然而，当真要区分诗人与文人，又很难。 在文化人的各种类型中，诗人与文人，是最为接近，也最难区分的。第一，他们都写作，甚至都以写作为生，或者都有创作的冲动。第二，他们也都有才。一点才华都没有的，只能叫“诗匠”或“文匠”。第三，他们甚至都是“性情中人”，至少看起来是。诗人固然“风流倜傥”，文人同样“放浪形骸”。文人游山玩水，诗人也游；文人泡吧泡妞，诗人也泡。诗、酒、山水和女人，一般地说，都是他们的最爱。 这就很难“划清界限”。比如，你总不能说，诗人的浪漫就是“多情”，文人的风流就是“无行”；诗人喝酒就是“寻找灵感”，文人喝酒就是“放纵自己”吧？ 我不知道刘勰是否想过这个问题，但他提出了鉴别的方法和标准，那就是区分情感的真假。他说，“辞人”（文人）的特点，就是人格分裂，表里不一，口是心非。比如，明明“志深轩冕”（极想做官），却“泛咏皋壤”（扬言归隐）；明明“心缠机务”（勾心斗角），却“虚述人外”（假装超脱）；开口“淡泊”，闭口“宁静”，其实比谁都在乎功名利禄、票子风头。总之，他们的性情是假的，叫“真宰弗存”（《文心雕龙•情采》）。 例证也有，比如潘岳（字安仁）就是。此人的一些作品，比如《秋兴赋》，表达的情感是很高洁的。对脱离官场，走向自由，也是很向往的。然而实际为人呢？每天站在路旁，等待权臣接见。高官的车子远远扬起尘土，就拜倒在地，叫“望尘而拜”。谄媚如此，其清高自然可疑。所以，后来元好问就讥讽他，说“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论诗绝句》其六）。潘岳，也就成了言不由衷的文人典型。 但这事其实不好说。因为人都有两面性，文化人就尤其性格复杂，内心冲突，充满矛盾。比如那位最为放荡不羁的大诗人李白，不也很想入朝做官吗？为了满足唐玄宗，不也为杨贵妃写了“云想衣裳花想容”吗？何况想做官，也未必都是为了光宗耀祖、富贵荣华，甚至以权谋私。也可能是为了践行政治理想，施展政治才华，实现政治抱负。然而官场有如江湖，毕竟凶险。饱受打压排挤之时，难免有归隐之心。而且，正如范文澜先生注《文心雕龙》时所说：尘俗之缚愈急，林泉之慕弥深。所以这一条，还真不好鉴别。 但，诗人“为情造文”，文人“为文造情”，是不错的；诗人性情是真，文人性情是伪，也是不错的。问题是：何以知之？ 四 一念之差 我的主张，是看体验。说得再明白一点：但凡真有体验，而且那体验是个人的，为真情感，也是真诗人。反之，没有体验，装模作样；或表面上有体验，却其实不过看别人的脸色，替别人涂脂抹粉或自吹自擂，充当“肉话筒”的，是文人。 这样讲，似乎跟前面的说法有矛盾。诗人传达的，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吗？没错。但这种传达，又必须是个性的和独特的。这就决不仅仅只是技术问题，或形式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体验。体验不属个人，表现岂能个性？也就是说，情感是共同的，体验却必须是个人的，是“共同情感的个人体验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如此这般的“习惯性表态”，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尽致、绝后空前。那时，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或重大事件发生，必有海量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唱红，就都唱红；批邓，就都批邓；说“形势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争先，个个恐后，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场。
——“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几种类型，肯定有人不以为然。你这种分类，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标准嘛？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还要被骂作“怪胎”？ 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诗人”，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的。诗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士人、学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这样说，又有问题：都是写作或创作，文人跟诗人，有什么区别？ 看来，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 的确，表面上看，诗人就是写诗的，学人就是治学的，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但这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得刨根问底，从根上说起。换言之，我们得问个究竟：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历史上，又为什么会“多余”地冒出来“文人”这个类型？ 先说诗人。 众所周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诗人，也都要有诗人。为什么？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现和传达；而这种表现和传达，又必须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归入“诗人”这一文化类型。 显然，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人类有共同情感吗？有。比如爱，比如对幸福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传达吗？能。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为能够传达，才会有诉说和倾听。 不过，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但一般人的听和说，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这就需要诗人，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又说得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他们传达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现的方式，则是最独特的。因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鸣；因为最独特，所以让人惊叹。这才被尊为诗人，尊为艺术家，被看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骄傲，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 所谓“诗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即此之谓。 二 谁是诗人，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如此这般的“习惯性表态”，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尽致、绝后空前。那时，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或重大事件发生，必有海量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唱红，就都唱红；批邓，就都批邓；说“形势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争先，个个恐后，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场。 老实说，这种事，我也没少干。所以，我也曾经是文人。也所以，我对什么是文人，了如指掌。还所以，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不是说“众口一词”就一定不对，一定虚假。粉碎四人帮，五一二地震，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
老实说，这种事，我也没少干。所以，我也曾经是文人。也所以，我对什么是文人，了如指掌。还所以，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几种类型，肯定有人不以为然。你这种分类，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标准嘛？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还要被骂作“怪胎”？ 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诗人”，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的。诗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士人、学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这样说，又有问题：都是写作或创作，文人跟诗人，有什么区别？ 看来，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 的确，表面上看，诗人就是写诗的，学人就是治学的，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但这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得刨根问底，从根上说起。换言之，我们得问个究竟：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历史上，又为什么会“多余”地冒出来“文人”这个类型？ 先说诗人。 众所周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诗人，也都要有诗人。为什么？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现和传达；而这种表现和传达，又必须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归入“诗人”这一文化类型。 显然，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人类有共同情感吗？有。比如爱，比如对幸福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传达吗？能。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为能够传达，才会有诉说和倾听。 不过，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但一般人的听和说，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这就需要诗人，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又说得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他们传达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现的方式，则是最独特的。因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鸣；因为最独特，所以让人惊叹。这才被尊为诗人，尊为艺术家，被看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骄傲，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 所谓“诗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即此之谓。 二 谁是诗人，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如此这般的“习惯性表态”，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尽致、绝后空前。那时，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或重大事件发生，必有海量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唱红，就都唱红；批邓，就都批邓；说“形势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争先，个个恐后，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场。 老实说，这种事，我也没少干。所以，我也曾经是文人。也所以，我对什么是文人，了如指掌。还所以，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不是说“众口一词”就一定不对，一定虚假。粉碎四人帮，五一二地震，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 不是说“众口一词”就一定不对，一定虚假。粉碎四人帮，五一二地震，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刻，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唱出了“同一首歌”。但那是遇到了非常事件，而且是全国人民真正“心往一处想”。如果像上了闹钟似的，一到钟点就莺歌燕舞，便很可疑。一见“大雪纷纷落地”，就说“都是皇家瑞气”，也很可疑。
总之，历史上，现实中，有两种作家或作者，两种写作或创作。一种是真情实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这才发言为诗；另一种则是舞文弄墨，无病呻吟，没话找话，言不由衷。这个分野，早在一千六百年前，就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艺理论家刘勰看出。他在《文心雕龙》的《情采篇》，把前者称之为“为情造文”，后者称之为“为文造情”。而且，他的态度也很明朗：“为情造文”是真艺术，应该肯定；“为文造情”是伪艺术，必须批判。
更有意思的是，刘勰也分了类型，贴了标签，管前者叫“诗人”，后者叫“辞人”。其实刘勰所谓“辞人”，就是我说的“文人”，用词不同而已。有人看不懂我的分类，认为牵强附会，或者多此一举，甚至故弄玄虚。哈，那是因为学问不够，没读过《文心雕龙》。
”。这样，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个性表现”，也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质言之，共同情感、个人体验、独特表现，缺一不可。 还是举例说明吧！比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不是他的个人体验？是。因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正是他这亡国之君的独特感受。那么，他传达的，是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是。因为忧愁，是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从他的诗句中，都能看到自己，这才引起共鸣。至于表现形式，不用说，非常独特。因此，李煜作为君王，虽然很不怎么样；作为诗人，却相当不错。 显然，强调情感的个人性，并不妨碍诗人成为人民或时代的代言人。诗人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表达人民的欢乐，人民的悲痛，人民的愤怒。他甚至可以帮别人说话，比如“代人寄远”之类。只不过，这些情感，必须来自他的个人体验，或者是他将心比心体验到的。也就是说，诗人的情感，可以“关于他人”或“关于集体”，但必须“自己体验”。自己体验的，才是真情感。所谓“愤怒出诗人”，其实是“真情出诗人”啊！ 因此，诗人几乎无不敏感，甚至孤独。这种心态，会使他们选择离群索居，甚至自行了断。这是诗人气质所致，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宿命”，因为“情到深处人孤独”。 文人却很少孤独。因为他们的情感，原本是造出来的，是“为文造情”。他们当然也敏感，但那多半关乎面子，或脸色，尤其是在“作秀走台”或“颂圣应景”的时候。那时，他们的每一根神经，都是紧崩着的。 说起来，这也是区分诗人与文人的一个难题。因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诗人，也都有这样的所谓“作品”，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是阿谀奉承，有的是应付场面，还有的是由衷赞美。比如杜甫的“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就多半是真心话；何况这首诗的后面，还说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事实上，真正的诗人，是一定会有“士人风骨”的。至少，不会总是“颂圣”，总是“应景”。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但下一篇文章，却得先讨论一下学人与文人。 刊载于2012年6月1日《南方都市报》B21版，责任编辑刘铮
三 验明正身有点难
——“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几种类型，肯定有人不以为然。你这种分类，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标准嘛？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还要被骂作“怪胎”？ 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诗人”，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的。诗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士人、学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这样说，又有问题：都是写作或创作，文人跟诗人，有什么区别？ 看来，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 的确，表面上看，诗人就是写诗的，学人就是治学的，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但这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得刨根问底，从根上说起。换言之，我们得问个究竟：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历史上，又为什么会“多余”地冒出来“文人”这个类型？ 先说诗人。 众所周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诗人，也都要有诗人。为什么？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现和传达；而这种表现和传达，又必须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归入“诗人”这一文化类型。 显然，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人类有共同情感吗？有。比如爱，比如对幸福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传达吗？能。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为能够传达，才会有诉说和倾听。 不过，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但一般人的听和说，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这就需要诗人，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又说得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他们传达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现的方式，则是最独特的。因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鸣；因为最独特，所以让人惊叹。这才被尊为诗人，尊为艺术家，被看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骄傲，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 所谓“诗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即此之谓。 二 谁是诗人，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如此这般的“习惯性表态”，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尽致、绝后空前。那时，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或重大事件发生，必有海量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唱红，就都唱红；批邓，就都批邓；说“形势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争先，个个恐后，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场。 老实说，这种事，我也没少干。所以，我也曾经是文人。也所以，我对什么是文人，了如指掌。还所以，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不是说“众口一词”就一定不对，一定虚假。粉碎四人帮，五一二地震，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
然而，当真要区分诗人与文人，又很难。
刻，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唱出了“同一首歌”。但那是遇到了非常事件，而且是全国人民真正“心往一处想”。如果像上了闹钟似的，一到钟点就莺歌燕舞，便很可疑。一见“大雪纷纷落地”，就说“都是皇家瑞气”，也很可疑。 总之，历史上，现实中，有两种作家或作者，两种写作或创作。一种是真情实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这才发言为诗；另一种则是舞文弄墨，无病呻吟，没话找话，言不由衷。这个分野，早在一千六百年前，就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艺理论家刘勰看出。他在《文心雕龙》的《情采篇》，把前者称之为“为情造文”，后者称之为“为文造情”。而且，他的态度也很明朗：“为情造文”是真艺术，应该肯定；“为文造情”是伪艺术，必须批判。 更有意思的是，刘勰也分了类型，贴了标签，管前者叫“诗人”，后者叫“辞人”。其实刘勰所谓“辞人”，就是我说的“文人”，用词不同而已。有人看不懂我的分类，认为牵强附会，或者多此一举，甚至故弄玄虚。哈，那是因为学问不够，没读过《文心雕龙》。 三 验明正身有点难 然而，当真要区分诗人与文人，又很难。 在文化人的各种类型中，诗人与文人，是最为接近，也最难区分的。第一，他们都写作，甚至都以写作为生，或者都有创作的冲动。第二，他们也都有才。一点才华都没有的，只能叫“诗匠”或“文匠”。第三，他们甚至都是“性情中人”，至少看起来是。诗人固然“风流倜傥”，文人同样“放浪形骸”。文人游山玩水，诗人也游；文人泡吧泡妞，诗人也泡。诗、酒、山水和女人，一般地说，都是他们的最爱。 这就很难“划清界限”。比如，你总不能说，诗人的浪漫就是“多情”，文人的风流就是“无行”；诗人喝酒就是“寻找灵感”，文人喝酒就是“放纵自己”吧？ 我不知道刘勰是否想过这个问题，但他提出了鉴别的方法和标准，那就是区分情感的真假。他说，“辞人”（文人）的特点，就是人格分裂，表里不一，口是心非。比如，明明“志深轩冕”（极想做官），却“泛咏皋壤”（扬言归隐）；明明“心缠机务”（勾心斗角），却“虚述人外”（假装超脱）；开口“淡泊”，闭口“宁静”，其实比谁都在乎功名利禄、票子风头。总之，他们的性情是假的，叫“真宰弗存”（《文心雕龙•情采》）。 例证也有，比如潘岳（字安仁）就是。此人的一些作品，比如《秋兴赋》，表达的情感是很高洁的。对脱离官场，走向自由，也是很向往的。然而实际为人呢？每天站在路旁，等待权臣接见。高官的车子远远扬起尘土，就拜倒在地，叫“望尘而拜”。谄媚如此，其清高自然可疑。所以，后来元好问就讥讽他，说“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论诗绝句》其六）。潘岳，也就成了言不由衷的文人典型。 但这事其实不好说。因为人都有两面性，文化人就尤其性格复杂，内心冲突，充满矛盾。比如那位最为放荡不羁的大诗人李白，不也很想入朝做官吗？为了满足唐玄宗，不也为杨贵妃写了“云想衣裳花想容”吗？何况想做官，也未必都是为了光宗耀祖、富贵荣华，甚至以权谋私。也可能是为了践行政治理想，施展政治才华，实现政治抱负。然而官场有如江湖，毕竟凶险。饱受打压排挤之时，难免有归隐之心。而且，正如范文澜先生注《文心雕龙》时所说：尘俗之缚愈急，林泉之慕弥深。所以这一条，还真不好鉴别。 但，诗人“为情造文”，文人“为文造情”，是不错的；诗人性情是真，文人性情是伪，也是不错的。问题是：何以知之？ 四 一念之差 我的主张，是看体验。说得再明白一点：但凡真有体验，而且那体验是个人的，为真情感，也是真诗人。反之，没有体验，装模作样；或表面上有体验，却其实不过看别人的脸色，替别人涂脂抹粉或自吹自擂，充当“肉话筒”的，是文人。 这样讲，似乎跟前面的说法有矛盾。诗人传达的，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吗？没错。但这种传达，又必须是个性的和独特的。这就决不仅仅只是技术问题，或形式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体验。体验不属个人，表现岂能个性？也就是说，情感是共同的，体验却必须是个人的，是“共同情感的个人体验
在文化人的各种类型中，诗人与文人，是最为接近，也最难区分的。第一，他们都写作，甚至都以写作为生，或者都有创作的冲动。第二，他们也都有才。一点才华都没有的，只能叫“诗匠”或“文匠”。第三，他们甚至都是“性情中人”，至少看起来是。诗人固然“风流倜傥”，文人同样“放浪形骸”。文人游山玩水，诗人也游；文人泡吧泡妞，诗人也泡。诗、酒、山水和女人，一般地说，都是他们的最爱。
”。这样，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个性表现”，也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质言之，共同情感、个人体验、独特表现，缺一不可。 还是举例说明吧！比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不是他的个人体验？是。因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正是他这亡国之君的独特感受。那么，他传达的，是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是。因为忧愁，是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从他的诗句中，都能看到自己，这才引起共鸣。至于表现形式，不用说，非常独特。因此，李煜作为君王，虽然很不怎么样；作为诗人，却相当不错。 显然，强调情感的个人性，并不妨碍诗人成为人民或时代的代言人。诗人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表达人民的欢乐，人民的悲痛，人民的愤怒。他甚至可以帮别人说话，比如“代人寄远”之类。只不过，这些情感，必须来自他的个人体验，或者是他将心比心体验到的。也就是说，诗人的情感，可以“关于他人”或“关于集体”，但必须“自己体验”。自己体验的，才是真情感。所谓“愤怒出诗人”，其实是“真情出诗人”啊！ 因此，诗人几乎无不敏感，甚至孤独。这种心态，会使他们选择离群索居，甚至自行了断。这是诗人气质所致，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宿命”，因为“情到深处人孤独”。 文人却很少孤独。因为他们的情感，原本是造出来的，是“为文造情”。他们当然也敏感，但那多半关乎面子，或脸色，尤其是在“作秀走台”或“颂圣应景”的时候。那时，他们的每一根神经，都是紧崩着的。 说起来，这也是区分诗人与文人的一个难题。因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诗人，也都有这样的所谓“作品”，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是阿谀奉承，有的是应付场面，还有的是由衷赞美。比如杜甫的“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就多半是真心话；何况这首诗的后面，还说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事实上，真正的诗人，是一定会有“士人风骨”的。至少，不会总是“颂圣”，总是“应景”。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但下一篇文章，却得先讨论一下学人与文人。 刊载于2012年6月1日《南方都市报》B21版，责任编辑刘铮 这就很难“划清界限”。比如，你总不能说，诗人的浪漫就是“多情”，文人的风流就是“无行”；诗人喝酒就是“寻找灵感”，文人喝酒就是“放纵自己”吧？
我不知道刘勰是否想过这个问题，但他提出了鉴别的方法和标准，那就是区分情感的真假。他说，“辞人”（文人）的特点，就是人格分裂，表里不一，口是心非。比如，明明“志深轩冕”（极想做官），却“泛咏皋壤”（扬言归隐）；明明“心缠机务”（勾心斗角），却“虚述人外”（假装超脱）；开口“淡泊”，闭口“宁静”，其实比谁都在乎功名利禄、票子风头。总之，他们的性情是假的，叫“真宰弗存”（《文心雕龙——“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几种类型，肯定有人不以为然。你这种分类，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标准嘛？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还要被骂作“怪胎”？ 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诗人”，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的。诗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士人、学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这样说，又有问题：都是写作或创作，文人跟诗人，有什么区别？ 看来，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 的确，表面上看，诗人就是写诗的，学人就是治学的，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但这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得刨根问底，从根上说起。换言之，我们得问个究竟：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历史上，又为什么会“多余”地冒出来“文人”这个类型？ 先说诗人。 众所周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诗人，也都要有诗人。为什么？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现和传达；而这种表现和传达，又必须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归入“诗人”这一文化类型。 显然，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人类有共同情感吗？有。比如爱，比如对幸福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传达吗？能。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为能够传达，才会有诉说和倾听。 不过，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但一般人的听和说，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这就需要诗人，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又说得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他们传达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现的方式，则是最独特的。因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鸣；因为最独特，所以让人惊叹。这才被尊为诗人，尊为艺术家，被看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骄傲，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 所谓“诗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即此之谓。 二 谁是诗人，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如此这般的“习惯性表态”，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尽致、绝后空前。那时，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或重大事件发生，必有海量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唱红，就都唱红；批邓，就都批邓；说“形势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争先，个个恐后，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场。 老实说，这种事，我也没少干。所以，我也曾经是文人。也所以，我对什么是文人，了如指掌。还所以，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不是说“众口一词”就一定不对，一定虚假。粉碎四人帮，五一二地震，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情采》）。
例证也有，比如潘岳（字安仁）就是。此人的一些作品，比如《秋兴赋》，表达的情感是很高洁的。对脱离官场，走向自由，也是很向往的。然而实际为人呢？每天站在路旁，等待权臣接见。高官的车子远远扬起尘土，就拜倒在地，叫“望尘而拜”。谄媚如此，其清高自然可疑。所以，后来元好问就讥讽他，说“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论诗绝句》其六）。潘岳，也就成了言不由衷的文人典型。
但这事其实不好说。因为人都有两面性，文化人就尤其性格复杂，内心冲突，充满矛盾。比如那位最为放荡不羁的大诗人李白，不也很想入朝做官吗？为了满足唐玄宗，不也为杨贵妃写了“云想衣裳花想容”吗？何况想做官，也未必都是为了光宗耀祖、富贵荣华，甚至以权谋私。也可能是为了践行政治理想，施展政治才华，实现政治抱负。然而官场有如江湖，毕竟凶险。饱受打压排挤之时，难免有归隐之心。而且，正如范文澜先生注《文心雕龙》时所说：尘俗之缚愈急，林泉之慕弥深。所以这一条，还真不好鉴别。
但，诗人“为情造文”，文人“为文造情”，是不错的；诗人性情是真，文人性情是伪，也是不错的。问题是：何以知之？
——“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几种类型，肯定有人不以为然。你这种分类，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标准嘛？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还要被骂作“怪胎”？ 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诗人”，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的。诗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士人、学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这样说，又有问题：都是写作或创作，文人跟诗人，有什么区别？ 看来，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 的确，表面上看，诗人就是写诗的，学人就是治学的，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但这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得刨根问底，从根上说起。换言之，我们得问个究竟：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历史上，又为什么会“多余”地冒出来“文人”这个类型？ 先说诗人。 众所周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诗人，也都要有诗人。为什么？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现和传达；而这种表现和传达，又必须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归入“诗人”这一文化类型。 显然，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人类有共同情感吗？有。比如爱，比如对幸福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传达吗？能。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为能够传达，才会有诉说和倾听。 不过，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但一般人的听和说，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这就需要诗人，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又说得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他们传达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现的方式，则是最独特的。因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鸣；因为最独特，所以让人惊叹。这才被尊为诗人，尊为艺术家，被看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骄傲，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 所谓“诗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即此之谓。 二 谁是诗人，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如此这般的“习惯性表态”，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尽致、绝后空前。那时，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或重大事件发生，必有海量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唱红，就都唱红；批邓，就都批邓；说“形势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争先，个个恐后，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场。 老实说，这种事，我也没少干。所以，我也曾经是文人。也所以，我对什么是文人，了如指掌。还所以，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不是说“众口一词”就一定不对，一定虚假。粉碎四人帮，五一二地震，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
四 一念之差
刻，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唱出了“同一首歌”。但那是遇到了非常事件，而且是全国人民真正“心往一处想”。如果像上了闹钟似的，一到钟点就莺歌燕舞，便很可疑。一见“大雪纷纷落地”，就说“都是皇家瑞气”，也很可疑。 总之，历史上，现实中，有两种作家或作者，两种写作或创作。一种是真情实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这才发言为诗；另一种则是舞文弄墨，无病呻吟，没话找话，言不由衷。这个分野，早在一千六百年前，就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艺理论家刘勰看出。他在《文心雕龙》的《情采篇》，把前者称之为“为情造文”，后者称之为“为文造情”。而且，他的态度也很明朗：“为情造文”是真艺术，应该肯定；“为文造情”是伪艺术，必须批判。 更有意思的是，刘勰也分了类型，贴了标签，管前者叫“诗人”，后者叫“辞人”。其实刘勰所谓“辞人”，就是我说的“文人”，用词不同而已。有人看不懂我的分类，认为牵强附会，或者多此一举，甚至故弄玄虚。哈，那是因为学问不够，没读过《文心雕龙》。 三 验明正身有点难 然而，当真要区分诗人与文人，又很难。 在文化人的各种类型中，诗人与文人，是最为接近，也最难区分的。第一，他们都写作，甚至都以写作为生，或者都有创作的冲动。第二，他们也都有才。一点才华都没有的，只能叫“诗匠”或“文匠”。第三，他们甚至都是“性情中人”，至少看起来是。诗人固然“风流倜傥”，文人同样“放浪形骸”。文人游山玩水，诗人也游；文人泡吧泡妞，诗人也泡。诗、酒、山水和女人，一般地说，都是他们的最爱。 这就很难“划清界限”。比如，你总不能说，诗人的浪漫就是“多情”，文人的风流就是“无行”；诗人喝酒就是“寻找灵感”，文人喝酒就是“放纵自己”吧？ 我不知道刘勰是否想过这个问题，但他提出了鉴别的方法和标准，那就是区分情感的真假。他说，“辞人”（文人）的特点，就是人格分裂，表里不一，口是心非。比如，明明“志深轩冕”（极想做官），却“泛咏皋壤”（扬言归隐）；明明“心缠机务”（勾心斗角），却“虚述人外”（假装超脱）；开口“淡泊”，闭口“宁静”，其实比谁都在乎功名利禄、票子风头。总之，他们的性情是假的，叫“真宰弗存”（《文心雕龙•情采》）。 例证也有，比如潘岳（字安仁）就是。此人的一些作品，比如《秋兴赋》，表达的情感是很高洁的。对脱离官场，走向自由，也是很向往的。然而实际为人呢？每天站在路旁，等待权臣接见。高官的车子远远扬起尘土，就拜倒在地，叫“望尘而拜”。谄媚如此，其清高自然可疑。所以，后来元好问就讥讽他，说“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论诗绝句》其六）。潘岳，也就成了言不由衷的文人典型。 但这事其实不好说。因为人都有两面性，文化人就尤其性格复杂，内心冲突，充满矛盾。比如那位最为放荡不羁的大诗人李白，不也很想入朝做官吗？为了满足唐玄宗，不也为杨贵妃写了“云想衣裳花想容”吗？何况想做官，也未必都是为了光宗耀祖、富贵荣华，甚至以权谋私。也可能是为了践行政治理想，施展政治才华，实现政治抱负。然而官场有如江湖，毕竟凶险。饱受打压排挤之时，难免有归隐之心。而且，正如范文澜先生注《文心雕龙》时所说：尘俗之缚愈急，林泉之慕弥深。所以这一条，还真不好鉴别。 但，诗人“为情造文”，文人“为文造情”，是不错的；诗人性情是真，文人性情是伪，也是不错的。问题是：何以知之？ 四 一念之差 我的主张，是看体验。说得再明白一点：但凡真有体验，而且那体验是个人的，为真情感，也是真诗人。反之，没有体验，装模作样；或表面上有体验，却其实不过看别人的脸色，替别人涂脂抹粉或自吹自擂，充当“肉话筒”的，是文人。 这样讲，似乎跟前面的说法有矛盾。诗人传达的，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吗？没错。但这种传达，又必须是个性的和独特的。这就决不仅仅只是技术问题，或形式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体验。体验不属个人，表现岂能个性？也就是说，情感是共同的，体验却必须是个人的，是“共同情感的个人体验 我的主张，是看体验。说得再明白一点：但凡真有体验，而且那体验是个人的，为真情感，也是真诗人。反之，没有体验，装模作样；或表面上有体验，却其实不过看别人的脸色，替别人涂脂抹粉或自吹自擂，充当“肉话筒”的，是文人。
这样讲，似乎跟前面的说法有矛盾。诗人传达的，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吗？没错。但这种传达，又必须是个性的和独特的。这就决不仅仅只是技术问题，或形式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体验。体验不属个人，表现岂能个性？也就是说，情感是共同的，体验却必须是个人的，是“共同情感的个人体验”。这样，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个性表现”，也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质言之，共同情感、个人体验、独特表现，缺一不可。
还是举例说明吧！比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不是他的个人体验？是。因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正是他这亡国之君的独特感受。那么，他传达的，是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是。因为忧愁，是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从他的诗句中，都能看到自己，这才引起共鸣。至于表现形式，不用说，非常独特。因此，李煜作为君王，虽然很不怎么样；作为诗人，却相当不错。
——“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几种类型，肯定有人不以为然。你这种分类，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标准嘛？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还要被骂作“怪胎”？ 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诗人”，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的。诗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士人、学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这样说，又有问题：都是写作或创作，文人跟诗人，有什么区别？ 看来，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 的确，表面上看，诗人就是写诗的，学人就是治学的，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但这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得刨根问底，从根上说起。换言之，我们得问个究竟：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历史上，又为什么会“多余”地冒出来“文人”这个类型？ 先说诗人。 众所周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诗人，也都要有诗人。为什么？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现和传达；而这种表现和传达，又必须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归入“诗人”这一文化类型。 显然，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人类有共同情感吗？有。比如爱，比如对幸福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传达吗？能。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为能够传达，才会有诉说和倾听。 不过，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但一般人的听和说，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这就需要诗人，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又说得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他们传达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现的方式，则是最独特的。因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鸣；因为最独特，所以让人惊叹。这才被尊为诗人，尊为艺术家，被看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骄傲，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 所谓“诗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即此之谓。 二 谁是诗人，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如此这般的“习惯性表态”，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尽致、绝后空前。那时，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或重大事件发生，必有海量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唱红，就都唱红；批邓，就都批邓；说“形势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争先，个个恐后，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场。 老实说，这种事，我也没少干。所以，我也曾经是文人。也所以，我对什么是文人，了如指掌。还所以，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不是说“众口一词”就一定不对，一定虚假。粉碎四人帮，五一二地震，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 显然，强调情感的个人性，并不妨碍诗人成为人民或时代的代言人。诗人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表达人民的欢乐，人民的悲痛，人民的愤怒。他甚至可以帮别人说话，比如“代人寄远”之类。只不过，这些情感，必须来自他的个人体验，或者是他将心比心体验到的。也就是说，诗人的情感，可以“关于他人”或“关于集体”，但必须“自己体验”。自己体验的，才是真情感。所谓“愤怒出诗人”，其实是“真情出诗人”啊！
因此，诗人几乎无不敏感，甚至孤独。这种心态，会使他们选择离群索居，甚至自行了断。这是诗人气质所致，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宿命”，因为“情到深处人孤独”。
”。这样，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个性表现”，也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质言之，共同情感、个人体验、独特表现，缺一不可。 还是举例说明吧！比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不是他的个人体验？是。因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正是他这亡国之君的独特感受。那么，他传达的，是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是。因为忧愁，是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从他的诗句中，都能看到自己，这才引起共鸣。至于表现形式，不用说，非常独特。因此，李煜作为君王，虽然很不怎么样；作为诗人，却相当不错。 显然，强调情感的个人性，并不妨碍诗人成为人民或时代的代言人。诗人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表达人民的欢乐，人民的悲痛，人民的愤怒。他甚至可以帮别人说话，比如“代人寄远”之类。只不过，这些情感，必须来自他的个人体验，或者是他将心比心体验到的。也就是说，诗人的情感，可以“关于他人”或“关于集体”，但必须“自己体验”。自己体验的，才是真情感。所谓“愤怒出诗人”，其实是“真情出诗人”啊！ 因此，诗人几乎无不敏感，甚至孤独。这种心态，会使他们选择离群索居，甚至自行了断。这是诗人气质所致，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宿命”，因为“情到深处人孤独”。 文人却很少孤独。因为他们的情感，原本是造出来的，是“为文造情”。他们当然也敏感，但那多半关乎面子，或脸色，尤其是在“作秀走台”或“颂圣应景”的时候。那时，他们的每一根神经，都是紧崩着的。 说起来，这也是区分诗人与文人的一个难题。因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诗人，也都有这样的所谓“作品”，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是阿谀奉承，有的是应付场面，还有的是由衷赞美。比如杜甫的“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就多半是真心话；何况这首诗的后面，还说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事实上，真正的诗人，是一定会有“士人风骨”的。至少，不会总是“颂圣”，总是“应景”。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但下一篇文章，却得先讨论一下学人与文人。 刊载于2012年6月1日《南方都市报》B21版，责任编辑刘铮
文人却很少孤独。因为他们的情感，原本是造出来的，是“为文造情”。他们当然也敏感，但那多半关乎面子，或脸色，尤其是在“作秀走台”或“颂圣应景”的时候。那时，他们的每一根神经，都是紧崩着的。
”。这样，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个性表现”，也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质言之，共同情感、个人体验、独特表现，缺一不可。 还是举例说明吧！比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不是他的个人体验？是。因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正是他这亡国之君的独特感受。那么，他传达的，是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是。因为忧愁，是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从他的诗句中，都能看到自己，这才引起共鸣。至于表现形式，不用说，非常独特。因此，李煜作为君王，虽然很不怎么样；作为诗人，却相当不错。 显然，强调情感的个人性，并不妨碍诗人成为人民或时代的代言人。诗人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表达人民的欢乐，人民的悲痛，人民的愤怒。他甚至可以帮别人说话，比如“代人寄远”之类。只不过，这些情感，必须来自他的个人体验，或者是他将心比心体验到的。也就是说，诗人的情感，可以“关于他人”或“关于集体”，但必须“自己体验”。自己体验的，才是真情感。所谓“愤怒出诗人”，其实是“真情出诗人”啊！ 因此，诗人几乎无不敏感，甚至孤独。这种心态，会使他们选择离群索居，甚至自行了断。这是诗人气质所致，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宿命”，因为“情到深处人孤独”。 文人却很少孤独。因为他们的情感，原本是造出来的，是“为文造情”。他们当然也敏感，但那多半关乎面子，或脸色，尤其是在“作秀走台”或“颂圣应景”的时候。那时，他们的每一根神经，都是紧崩着的。 说起来，这也是区分诗人与文人的一个难题。因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诗人，也都有这样的所谓“作品”，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是阿谀奉承，有的是应付场面，还有的是由衷赞美。比如杜甫的“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就多半是真心话；何况这首诗的后面，还说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事实上，真正的诗人，是一定会有“士人风骨”的。至少，不会总是“颂圣”，总是“应景”。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但下一篇文章，却得先讨论一下学人与文人。 刊载于2012年6月1日《南方都市报》B21版，责任编辑刘铮 说起来，这也是区分诗人与文人的一个难题。因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诗人，也都有这样的所谓“作品”，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是阿谀奉承，有的是应付场面，还有的是由衷赞美。比如杜甫的“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就多半是真心话；何况这首诗的后面，还说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事实上，真正的诗人，是一定会有“士人风骨”的。至少，不会总是“颂圣”，总是“应景”。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但下一篇文章，却得先讨论一下学人与文人。
”。这样，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个性表现”，也才能实现“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质言之，共同情感、个人体验、独特表现，缺一不可。 还是举例说明吧！比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不是他的个人体验？是。因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正是他这亡国之君的独特感受。那么，他传达的，是不是人类的共同情感？是。因为忧愁，是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从他的诗句中，都能看到自己，这才引起共鸣。至于表现形式，不用说，非常独特。因此，李煜作为君王，虽然很不怎么样；作为诗人，却相当不错。 显然，强调情感的个人性，并不妨碍诗人成为人民或时代的代言人。诗人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表达人民的欢乐，人民的悲痛，人民的愤怒。他甚至可以帮别人说话，比如“代人寄远”之类。只不过，这些情感，必须来自他的个人体验，或者是他将心比心体验到的。也就是说，诗人的情感，可以“关于他人”或“关于集体”，但必须“自己体验”。自己体验的，才是真情感。所谓“愤怒出诗人”，其实是“真情出诗人”啊！ 因此，诗人几乎无不敏感，甚至孤独。这种心态，会使他们选择离群索居，甚至自行了断。这是诗人气质所致，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宿命”，因为“情到深处人孤独”。 文人却很少孤独。因为他们的情感，原本是造出来的，是“为文造情”。他们当然也敏感，但那多半关乎面子，或脸色，尤其是在“作秀走台”或“颂圣应景”的时候。那时，他们的每一根神经，都是紧崩着的。 说起来，这也是区分诗人与文人的一个难题。因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诗人，也都有这样的所谓“作品”，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是阿谀奉承，有的是应付场面，还有的是由衷赞美。比如杜甫的“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就多半是真心话；何况这首诗的后面，还说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事实上，真正的诗人，是一定会有“士人风骨”的。至少，不会总是“颂圣”，总是“应景”。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但下一篇文章，却得先讨论一下学人与文人。 刊载于2012年6月1日《南方都市报》B21版，责任编辑刘铮
——“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一 何为诗人 我把文化人，分成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几种类型，肯定有人不以为然。你这种分类，有什么依据，又有什么标准嘛？难道写诗的就是诗人，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是文人？难道写诗的就高人一等，写文章或者写小说的就低人一头，还要被骂作“怪胎”？ 呵呵呵，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诗人”，其实是把所有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包括在内的。诗人，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代码，一个便于理解和言说的标签。士人、学人、文人等概念，也如此。 但这样说，又有问题：都是写作或创作，文人跟诗人，有什么区别？ 看来，还得把标准先说清楚。 的确，表面上看，诗人就是写诗的，学人就是治学的，正如文人就是写文章的。但这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得刨根问底，从根上说起。换言之，我们得问个究竟：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学人和诗人？历史上，又为什么会“多余”地冒出来“文人”这个类型？ 先说诗人。 众所周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诗人，也都要有诗人。为什么？就因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和共同追求，需要表现和传达；而这种表现和传达，又必须非常独特，非常个性化。这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的本质特征。因此，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都可以广义地称为诗人，归入“诗人”这一文化类型。 显然，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共同情感的普遍传达，二是艺术表现的个性独特。人类有共同情感吗？有。比如爱，比如对幸福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以及求之不得的郁闷和烦恼，反抗不能的愤怒和悲怆。这些共同情感，能普遍传达吗？能。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正因为能够传达，才会有诉说和倾听。 不过，尽管诉说和倾听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但一般人的听和说，传达的普遍性和感染力，都是有限的。然而人类的共同情感，却要求最大限度的普遍传达。这就需要诗人，需要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诗人和艺术家，总是能说出人们最想说的话，又说得不同凡响。也就是说，他们传达的情感，是最普遍的；表现的方式，则是最独特的。因为最普遍，所以引起共鸣；因为最独特，所以让人惊叹。这才被尊为诗人，尊为艺术家，被看作民族的灵魂，民族的骄傲，甚至全人类的代言人。 所谓“诗人”（含一切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即此之谓。 二 谁是诗人，谁是文人 弄清了什么是诗人，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文人。 什么样的是诗人呢？真正的诗人，一定有真情感，也一定有真才华。这种才华，往往是天赋；他们的情感，则发自内心。文人呢？才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为文人的“本职工作”，主要是帮腔和帮闲。这就要帮得上，用得着，随时都能满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写“封禅之文”；皇上声色犬马，就作“登徒之赋”。呵呵，说得难听一点，文人就像“应召女郎”，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情感是否真实，那就讲不得了。 这样一说，分野也就清楚：诗人是“我要写”，文人是“要我写”。要我写，也未必就是皇帝下圣旨，或上面派任务。也有并无指令号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头脑里，都设定了程序。一到某个时刻，某种关头，则无论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会竞相献艺。如果是节庆和纪念日，就把颂诗写得花团锦簇；如果是搞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则把檄文写得义愤填膺。总之，主动、自觉、抢先、紧跟。至于自己的情感，随时都可以调整。 如此这般的“习惯性表态”，在“文革”中表演得淋漓尽致、绝后空前。那时，每有“最新指示”发表，或重大事件发生，必有海量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唱红，就都唱红；批邓，就都批邓；说“形势大好”，就“山也笑，水也笑”。反正，人人争先，个个恐后，还得五十六个民族都上。肚子里攒的那点墨水，全都派上了用场。 老实说，这种事，我也没少干。所以，我也曾经是文人。也所以，我对什么是文人，了如指掌。还所以，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自我批判，找出病根。 不是说“众口一词”就一定不对，一定虚假。粉碎四人帮，五一二地震，也有许多人在同一时 刊载于2012年6月1日《南方都市报》B21版，责任编辑刘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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