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31日星期五

釣島危機上升美國是禍首 二十六卷三十六期 (2012-09-09) 亞洲週刊

 

釣島危機上升美國是禍首


後冷戰的美國患有嚴重的霸權衰落焦慮感,從美國近日在東海釣島的行動,反映有意以中國為目標,炮製戰爭,既可以鞏固霸權,又可以解決逾兆債權。中國政界與軍民不宜過度草率亢奮。
在美國明目張膽的鼓動挑唆下,今年以來南海和東海都風雲頓起,南海問題由於牽涉到的國家、對中國親善的盟國都較多,中國也有極多政經籌碼來減弱軍事的挑釁,使南海問題只小鬧一下即告平息。但東海問題則不然。東海只有中日兩國,而美國在日本有強大駐軍,於是中日的歷史問題極容易吹風煽火,很短時間內即已劍拔弩張。
東海的釣島紛爭快速升高,美國的角色當然是關鍵。從今年四月十六日極右的石原恒太郎提出購島計劃起,美國即一直在鼓動加溫。日本政府也以強勢的態度放話,包括要把釣島國有化和宣稱要駐軍云云。日本的強勢,當然引起中國人民的新保釣運動,並在香港保釣船登島插旗達到高潮,於是八月二十一日美國又策動美日奪島聯合軍演。除了奪島軍演外,九月五至七日將在千歲基地再度舉行美日聯合軍演。美國這些動作,擺明了要美日聯手以反中的好戰態度,而中國方面對美日的侵門踏戶,當然也不能示弱,七月十日在東海舉行五天實彈演習,八月上旬蘭州、廣州、南京三大軍區也接連軍演。南京軍區的軍演是在鄰近釣島的東南沿海進行的搶灘登陸三軍聯合作戰演練,出動登陸艦、強擊機和炮兵等,由於釣島風雲緊急,八月二十七日甚至發生了日本駐北京大使丹羽宇一郎的座車被攔截,車上日本國旗被拔走的意外事故。
我們對最近的釣島情勢,非常不安,原因是:
(一)由釣島已清楚看出美國圍中的態度日益積極。對美國後冷戰時代戰略有理解的都知道,後冷戰的美國已日益患有霸權衰落焦慮感,因而它對全球的擴軍反而加速。對任何可能的威脅,一定要在對方尚未坐大前即將其像摘芽一樣摘掉,而首要目標毫無疑問的就是中國。由最近美國炮製南海以及東海糾紛以及在環太平洋舉行超級大軍演已可看出美國已不只是製造緊張,而是要製造戰爭。一旦炮製出戰爭,美國即可以其絕對的軍事優勢,把中國打回石器時代,美國的霸權即可永遠。
(二)研究近代史的都知道,戰爭乃是解決債務危機的法寶。當年德國因為一戰的賠償使其債務負擔到了極限,希特勒發動二戰,就是如果戰勝,一切債務即可一筆勾消,今天的美國債務已達天文數字,單單中國即有逾兆債權。如果發動戰爭將中國打敗,逾兆債務即可以各種方式勾消。因此引發戰爭對美國是合乎經濟效益的,花個五千億美元打這一仗都穩賺不賠。大國的經濟危機通常都是戰爭的繆因。今天的美國如此積極的在炮製戰爭有其經濟的利益。
(三)美國有個習慣,在準備戰爭前,一定會進行動員,要把侵略的戰爭說成是正義的戰爭。近年美國的中國威脅論一直在加溫,甚至宣揚它在南海東海的行為是要維持大西洋地區的經濟穩定。當美國在合理化它的行為時,也就是企圖已開始表面化的時候。
今天的美國圍中日亟,它的所為也路人皆知。但我們也要指出,一個國家,當形勢日益危急,越需要冷靜自持,我們有如下主張:
(一)帝國侵略史,炮製緊張也就是在製造擦槍走火的機會,因此對釣島形勢,中國的政界與軍民不宜過度草率亢奮,使有理變成了沒理。因此,日前的反日示威,有的城市發生打砸行為,二十七日日本大使遭到座車被攔截拔旗,這種反智的行為都要避免。憤怒但和平,乃是應有的態度。
(二)我們認為,中國對於美日的挑釁,除了會憤怒外,絲毫沒有把話講清楚,訴諸國際社會輿論及美日民意的能力。今天的美國所為,相信國際社會不同意的必然極多,甚至愛好和平的美日人民也未必同意。如何爭取到世界廣大人群的同情與支持,乃是中國的急務。這也就是說,中國最需要的乃是和平的話語權,絕非憤怒權。話語權失去,會使得侵略者有了歪理。
(三)我們一向相信和平這個真理,因此,除非和平絕望,拒不輕言戰爭。但我們也要警惕,在這現實世界,超級強國有心挑起戰爭以解決它的經濟危機時,衝突便很難避免。因此中國一定要和平厭戰,不能求戰,但也不能沒有隨時做出最壞打算的準備。但由中國近代史,我們也看到以前因為自己準備不足而造成失敗的下場。我們倒不妨自問,面對日益險惡敵意的情勢,中國準備好了沒有。近年來環繞著中國,美國早已展開它的多重部署,但中國卻仍在大國崛起的口號下自得自滿。我們不相信中國已準備好了!
今天的世界越來越弱肉強食,和平的價值也越來越難維繫,我們非常不願意看到和平的亞洲再現兵災。我們願意祝福,希望中日都能自制,勿受美國誤導,趕快懸崖勒馬。因為中日兩敗俱傷的結果,沒有一個亞洲人願意見到!■

陳競新:保釣船滿載兩岸四地中國情


香港「啟豐二號」保釣勇士背景各異,有認同五星旗的,有守護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為宣示國家主權,槍口一致對外,搶灘釣島,豎起兩岸國旗,顯示了香港的包容性,承載兩岸四地的多元政治理念。
自香港出發的「啟豐二號」保釣勇士,背景不同,也胸懷著不同的政治情結。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只承認五星紅旗的,有守護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要為中華民國爭面子的,有大陸民運人士、以及六四情結極濃的香港民主派人士,更有曾公開焚燒五星旗卻要闖向釣島鞭策兩岸政權的。成員彼此之間,偶有矛盾,卻為宣示國家主權的同一目標,槍口一致對外,搶灘釣島,豎起兩岸國旗,並且他們有勇有謀,以最佳的戰術,衝破日本當局的強大攔阻力量,意外地在中國歷史史上寫下新頁。
這次事件也突出在全球華人社會中,只有在多元化的香港,能承載兩岸四地的不同政治理念。台灣對這次保釣行動一度表現得暖昧和冷漠,並在國際間予以劃清界線。但國民黨中央對於香港黨員王化民帶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成功搶灘,大加讚賞,身兼黨主席的總統馬英九在八月二十二日的國民黨中常委會議上,也對此表示「敬意」。
保釣勇士中的國民黨香港老黨員王化民,六十七歲,是「啟豐」十四人中年紀最長的,身體健碩,一點也看不出他的年紀。在港親中華民國陣營地位崇高,並視守護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為己任,家藏「無數」大小旗幟。當「啟豐」八月二十二日凱旋回港,停泊到尖沙嘴碼頭,他下船後第一時間便將一幅大面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交托給廣州成長的船長楊匡。王化民解釋說:「我只要有機會,一定會再跟船出海,帶著這面旗子搶灘,但誰知道明天的情況?」
這位在港見證國共鬥爭到回歸後仍活躍於政海的第二代國民黨員,做事一向謹慎,對人的觀察也特別敏銳。他說:「楊匡的活動能力強,做事無私,我在他身上感受到一股氣質,可以託付。我將旗交給他,要保證下次香港有船出海保釣,還會帶著兩面旗子!」
楊匡是「啟豐二號」的船長,四十五歲,在廣州成長,與王在船上談得投緣,惺惺相惜。他向亞洲週刊說:「我們到釣島搶灘,不是為了哪個政權,而是為了宣示主權,便必須擺出象徵兩個主權實體的旗幟,才能代表這個島嶼是屬於中華民族的。」
作為前「廣州工自聯」成員,楊匡二十二歲時已因協助六四民運人士出國和保護影帶出境,被控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坐了十五個月牢,一九九五年持假身份證坐火車偷渡到港,獲港英政府給予居留權,之後積極在港參與社會運動,主辦過地下電台。他不諱言自己對於五星紅旗背後代表的政權並「沒有多少好感」,反而比較傾向代表「自由、平等、博愛」的中華民國政權。他說:「國共兩黨本來都一樣是獨裁政權,但是台灣(中華民國)這些年來改變了。」
當「啟豐二號」八月十二日正式起航時,楊匡接過送行友人送上一件印有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的衣服時,二話不說便馬上套上,站在船頭位置,與掛在駕駛艙頂上的五星紅旗相映成趣。
到十五日當天清晨,「啟豐」離開台灣海域直奔釣島,楊匡再次穿上這件國旗上衣,並在日艦夾撞之際,站在甲板上作勢要跳過日艦上的動作,讓對方恐防這面國旗「登上」船上,造成承認主權的尷尬局面,數度有效阻止日艦夾撞,給予「啟豐」向釣島目標全速進發的時間。
結果當保釣以慢速擱淺在釣島,保釣人士馬上行動,楊匡第一時間取起王化民早捲好放在艙門樓梯口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準備衝出搶灘,但這時來自澳門保釣行動委員會的伍錫堯動作更快,取起也捲好的五星紅旗從樓梯跳下,越過楊匡搶先衝上釣島灘頭,並一邊高舉五星紅旗。
相對於王化民愛護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丹心,一九九零年從廣東偷渡到澳門的伍錫堯,對五星旗則是守護深切。本身作為世界華人保釣聯盟(世保)副會長的伍錫堯,身兼澳門博彩建築業聯合自由工會理事長,他說,世保清楚認同「一個中國」原則,五星紅旗才能代表國家,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和香港以及澳門特區旗,都是區旗,這次只是人手不夠,否則四面旗加上「中國領土釣魚台」的旗幟,都應該帶上釣島,充分宣示主權。他重申北京政策說,在「一個中國」下,釣島主權屬於中國,行政管理權屬於台灣。
今年四十六歲的伍錫堯說話態度直接,外號「硬頸(頑固)堯」,這次行動中與部分成員經常有口角,返港後舉行記者會時更被在港有「首席抬棺材王」之稱的示威常客古思堯公開用髒話追罵。古屢次在北京駐港中聯辦門外燒五星旗,表達對中共的不滿。伍則批評古曾在他面前大罵中華民族。「有人說我很左,那裏有?我六年前不是到(澳門)中聯辦抗議北京的東海油田、共同開發計劃,是喪權辱國的嗎?我絕對不是盲目愛國的!」
保釣個別人士對於政權有不同心結,不免產生口角,但無論如何兩面國旗在八月十五日都闖上釣島上飄揚,是繼一九九六年台港保釣人士合作之後的第二次,不過相對於當時的兩岸政治形勢,兩面國旗在釣島上並豎,代表著的,是國、共兩黨的合作,唯十六年後的今天,香港人保釣孤舟獨行,中華人民共和國依然是黨政一體的體制,中華民國卻經過不斷的政治改革,已出現政黨輪替,體制已臻黨政分離的民主政治格局邁進釣島,兩面國旗並豎,反而突顯並存不同的政治體制。
這次登島的還有印尼華僑盧松昌、六四後才從親中共立場變成反共的古思堯、政黨社民連前立法局議員曾健成,還有來自大陸、不會游泳卻仍奮身搶灘的方曉松。
楊匡回憶當天他拿著刀鋒一呎長的鯊魚刀登島,與島上圍截他們的四十餘名日本陸上防衛隊周旋,拖長時間,讓成員都能有比較足夠的時間搶灘和搖動國旗。之後當日本防衛隊圍成的人圈越縮越小,楊和王化民便先撤退回船上,其餘五人便待日方拘捕。
王化民在釣島上帶走三塊石頭,並由楊匡抱著游回「海豐」船上,準備按委員會事先的計劃,「拍賣國土」,為保釣委員會籌募經費。楊匡記得,當他回到船上,心情澎湃激動,才看到原來行動總指揮羅堪就代替了他,坐在船倉之上;楊馬上請羅登岸,以圓心事,但羅只跳到水裏游了兩分鐘,並未登島。羅說:「留下一些未完成的心願,讓我下次有動力再來。」楊匡說,當時他聽了這句話,激動的心情終於無法自已,痛哭流涕。
作為上世紀七十年代第一代保釣人士,羅堪就四十年來對領土完整的浪漫與激情依然,是香港保釣行動的核心,他積極參與社會運動,七月並曾帶同請願書及四千多個港人簽名,要求北京和湖南邵陽市當局徹查及交代李旺陽的死因,不過,保釣始終是他最掛心的運動,他早前曾去信要求北京將釣魚台事件納入正規國民教育課程。
他接受亞洲週刊訪問說:「兩面國旗重要,但怎會比『中國領土釣魚台』旗具意義?捍衛釣島主權是每個中國人的責任,是中華民族千秋萬世的民族情懷,兩岸政府的行為不論如何,都不會動搖民間保釣的決心!」
「啟豐二號」二十二日凌晨進入香港水域後,在長洲歇至中午才緩緩駛進尖沙咀維港水域,載著楊匡、王化民、羅堪就等三名保釣人士與四名船員、兩名記者一起,與十七日已乘飛機返港的另外五名保釣人士會合。王化民早與香港的國民黨員聯絡,在長州取得另外兩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當「啟豐二號」進入港島水域,便迅速在船頭和船尾都掛上旗幟,與船中間駕駛艙頂豎起的五星紅旗,合組成香港回歸以來維港罕見的景觀,也正反映香港在兩岸四地的獨特地位。(實習生楊思雅參與採訪整理)■

林友順:大馬畫家李健省保釣新作品


出生於金門的馬來西亞畫家李健省,以釣魚島為題材創作,為釣島譜寫歷史,告訴世人釣島是屬於中國的,也要以藝術能量祝福全球華人保釣成功。他以當代藝術手法,結合圖像和文字,讓作品展現強大的張力。
當兩岸四地保釣人士成功登陸釣魚島,遠在馬來西亞的著名畫家李健省顯得很亢奮,心情激動,他認為這是全球華人值得驕傲的時刻,也高度讚揚十四位保釣人士的勇氣與民族情操。
現年六十四歲的李健省在一九四八年出生於金門,五歲時跟母親南來新加坡與父親團聚,隨後落戶雪蘭莪州巴生至今。也許是體內流著中華民族的血液,李健省對釣魚島事件非常關心,在去年中日為釣魚島主權紛爭鬧得不可開交後,他決定以本身的專長,「以藝術能量祝福全球華人成功保護釣魚島」。
李健省對亞洲週刊說,他決定以釣魚島為題材後,每天都在思考如何創作,作品不僅不能有任何差錯,也希望能喚醒人們的良知。他以當代藝術手法,把圖像及文字結合起來建構創作,讓創作發揮更大的張力,為釣魚島譜寫史記,同時也讓年輕一代了解釣魚島的正確歷史,告訴世人「釣魚島是屬於中國的」。經過十六個月的創作,他終於完成《釣魚島是誰的?》作品。
《釣》是以兩幅畫作合併而成,第一幅畫是以新華社的圖片手提槍支的Angel Girl為主軸,背景則是亞洲週刊封面《千船保釣民間願景》,凸顯這個來自台海兩岸的歌唱組合征服日本,成功保釣。第二幅畫則是以亞洲週刊封面及《明報》刊登的七零年代香港保釣運動的圖片結合起來,說明民間保釣運動的連貫性與持續性。畫作也大量採用谷歌、百度百科、亞洲週刊及星洲日報有關釣魚島的歷史、評論及報道,以說明保釣事件的發展及史實。事實上李健省的創作早已基本完成,不過他一直無法收尾,感覺到整個創作少了一樣東西,直到有一天他在報章閱讀到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發表保釣的立場「一寸都不能讓步」,他終於找到期待已久的最後一張拼圖,也使整個創作功德圓滿。
《釣》完成後李健省並未因此休息,他表示這幅畫作是保釣創作1.0版,他目前正在構思2.0版,並計劃以五星紅旗及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為創作內容,而保釣人士成功在釣魚島上插旗,為他提供一個良好的素材。他希望新的創作能沿襲人道主義精神,凸顯人性的關懷。他對此次保釣行動特別有感觸,這可能與自己的遭遇有關。多年前李健省由於不滿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未有履行承諾,在該公司的畫廊展出他的作品,因而把國家石油公司告上法庭。這場官司打了足足十年,最後法庭判決李健省勝訴,國家石油公司須要賠償二十萬馬元(約六點三萬美元)給他。李健省透露,這筆賠償並不足夠他付律師費,不過他還是感到高興,因他為畫家討回了尊嚴與公道,這場史無前例的官司也成為了案例,為後來類似的訴訟提供參考。李健省指出,他當時孤身對抗財雄勢大的國營公司,他絲毫沒有退怯,抗爭到底。「此次十四位保釣人士在沒有『北京』及台灣政府的支援下、以破斧沉舟的決心衝前釣魚島,令人敬佩,也讓我感同身受」。
在旅途獲得眾多靈感
零七年患病後,李健省的精力大不如前,目前處半退休狀態的他從重病中獲得人生體悟,常與家人出國旅行,讓心靈流浪。也許因為抱著無求的心情旅行,他在旅途領悟更多,也獲得眾多的靈感,回國也以旅途的景色作為創作題材。零八年他到印度與尼泊爾朝聖禪修,洗滌心靈,領悟到一種毫無邊際的空間—無際,從而創作《無際系列》,以當代藝術形態溫習中華文明裏的人類瑰寶。他從絲綢之路回來,創作了《沙漠的呼喚》及《嘉峪關》。新疆的廣袤神奇令他的心胸膨脹,感覺陌生孤寂但很親切,他似乎感覺「大沙漠呼喚我的靈魂,天山氧氣洗滌我的心靈」。另一幅作品《莫高窟飛天神箭》仍未完成,畫中的飛天女神將與最近發射成功的神舟九號一起在空中飛舞,笑看人間。《關公》則是李健省在鑒賞關公神像時所生的靈感,把蘊涵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倫理、道德、理想融入當代藝術。
希望可登上釣島作畫
他從零八年至一一年底,基本上是以《當今系列》與《無際系列》作為創作主幹,融合原始藝術與人文藝術填補當代心靈,讓新系列催生新動力、新藝術及新價值觀,重新思考藝術裏那種永恒不變的精神價值。靈感不息的李健省不停思考釣魚島2.0版的創作,心底裏懷抱希望,有朝一日可以登上釣島,在島上寫生、繪畫,繪出生命的彩虹。■

許知遠:日本是中國的鏡子


中國人仍未對中日戰爭做出全景式的描述,深沉思考國家命運,反日流於口號。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極權的誘惑》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
我記得二零零五年四月上海的反日遊行,我被堵在機場到市區的路上,看著出租車窗外的年輕人亢奮地叫喊著,他們砸壞了一些日式餐廳、一些日產汽車,並用佳能、尼康牌的數碼相機記錄下場景。對於這一幕,我深感滑稽,如果你稍微在此生活一段,就會發現上海是一座深深崇日的城市。有時候,我真為我們來得快、去得也快的情緒吃驚。日本修改教科書、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甚至日本遊客在中國南方城市一次集體買春行為,都激起了我們廣泛的憤怒。但是,每一次憤怒都持續不了太久,就像上海那次規模浩大的反日遊行,它似乎對於上海人的心理毫無影響。而這一次是釣魚島。
我只去過日本一次, 《地雷戰》、《小兵張嘎》奠定了我對於這個國家最初印象。日本是塑造中國的民族意識的關鍵力量,其中飽含傷痛。但我們對這個影響我們至深的國家所知甚少,不外乎一堆龐雜的資訊:作為中國學生的日本,作為西方模仿者的日本、南京的屠殺、靖國神社、菊與刀、東京奧運會、宮崎駿的漫畫、泡沫經濟、終身僱傭制、村上春樹……
資訊是碎片式的,不構成整體感和邏輯關係。我吃驚於年輕一代對日本的無知、狹隘的憤怒。在過去的一百五十年中,日本經常像是反觀中國的鏡子。十九世紀末,中國一代精英試圖推動自強運動,卻輸給了明治維新。它們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再次相遇,它給中國帶來了更為深刻的創傷。從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中的六十年裏,中國的自信跌入了谷底。在那個國土面積、人口、資源、歷史、文化等方面都曾遠遜於我們的日本面前,中國遲緩而脆弱……這種不安感在中國再次打開國門時,甚至變得更強烈了,鄧小平一九七八年末參觀日本的松下公司時,說「我知道什是現代化」了。一九八零年代,日本電器征服了中國,一九九零年代後日本漫畫、小說、偶像劇、電子遊戲,則佔領了年輕一代的心……
我們對於日本的情感仍是複雜、扭曲又模糊的。我們有一種深深的受傷者心態,面對日本時尤其如此。一個受傷者表現其憤怒並沒有錯,但是當你一遍遍的展示你的傷口時,最初的令人同情就可能轉化成缺乏自尊。如果缺乏自尊,這些受傷經驗就可能無法轉化成真正的精神遺產。在不斷重複日本在戰爭中對中國犯下的暴行後,我卻發現其實對於未經過那個時代的中國人來說,他們對此並不了解。猶太人不斷書寫著他們在集中營裏的遭遇,對苦難的持續性的細緻記憶,使他們可能陷入了偏狹,但同樣會使他們保持共同的記憶,這種記憶賦予他們一種凝聚力和面對此刻困難的勇氣。
我們對於戰爭創傷、或是中日關係的記憶則是蒼白的。距離九一八事變已八十一年了,我尚未看到關於中國方面對這場戰爭做出的全景式的描述,我也沒有看到足夠有力量的電影、音樂和書籍來記述它。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權威著作來自一位美籍華人張純如,她本應在中國被視為英雄,但她在舊金山自殺時,大多數中國媒體不了解她是誰。每年在這場戰爭的紀念日時,我總期待看到那些親歷者們的回憶。我讀過一本日本親歷者對於二戰的回憶,那是《朝日新聞》一九九五年發起的一場徵文,士兵與平民回憶他們的戰爭經驗。
類似的行為在我們卻幾乎從未真正進行過。當親歷戰爭的一代人最終離去時,很有可能,我們將丟失真實和細節的記憶。而當細節消失時,所有的回憶和控訴,將簡化成一種口號,口號缺乏力量,又隨時可能被利用和替換。這不正是今日中國對於日本態度的現狀嗎?我們對於日本懷有某種意識形態式的反感,當觸及到某個敏感點時,我們的情緒被迅速調動起來,但因為沒有真實的經驗做依託,這種情緒既不夠深沉、也不夠真誠,它輕易地到來,也輕易地消散。
須從悲劇中獲取力量
這種意識形態式的、口號式的態度,妨礙了我們從悲劇中獲取教訓與力量。今天看來,那場犧牲了三千萬生命的慘劇似乎並未讓我們更深沉地思考國家的命運、我們為什會失敗、或是人在危難時刻的勇敢與怯懦、暗淡與光輝、脆弱與堅強……同時,它也妨礙了我們公正的看待對方,錯過了向對方學習的機會。我記得喬治.華盛頓的那句話:「一個沉湎於對其他民族充滿愛慕或仇恨情緒的民族,會變成某種意義上的奴隸,也就是這種愛慕或者仇恨的奴隸。」■

亞洲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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