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為何不變烈士？ - 曾志豪
莫言奪獎，國人多以政治行為去評論莫言，反之境外文人，卻多以文學角度肯定。
例如龍應台說，不應以政治角度考慮莫言的得獎。日本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曾說：「在我之後，亞洲若再有人得諾獎的話，我想應該是莫言吧。」
讚美之詞，鮮見國人提及。這個情況我早料到，這個獎項是中國共產黨樂見的獎項，如果我們也認同這個頒獎，豈非認同共產黨？
根據敵人的朋友就是敵人的邏輯，對不起了，沒有幾個人會認同莫言的。
諸位名家發功，炮轟莫言作為專制獨裁的幫凶、拿文學獎會令諾貝爾吐血云云。較溫和的人則說，莫言其人是小心怯懦不敢反社會，但文章作品卻是毫不賣帳、直插專制極權痛處。
《蛙》批評一孩政策，你再想想陳光誠為何要流亡海外，不就是因為他當年為計劃生育政策，替村民維權惹的禍嗎？「計生」也是一個危險地雷，但莫言的作品還是碰了。
我要問一個問題，我們應該要求一個在體制囚籠內的作家，做些甚麼事情？如果他不怕犧牲，高呼打倒共產黨，這當然是大英雄大豪傑，但我們有甚麼資格，要求他這樣做？我們身處安全自由的香港，站在籠子外面，嘲笑那瑟縮在籠子一角的奴隸，何以不敢拔老虎牙？這種要求，會否太不負責任？
龍應台接受BBC中文網站訪問，回應對莫言的批評：「對權力的抗議有很多種，有的是『細水長流』、有的則是『風風火火』。」她呼籲要有「最寬大的空間」和「最寬容的文化」，而不是要求每個人都是同個模式、同種選擇。
如果一個作家的作品已經批評權力，我們還要說這個作家是權力的幫凶，那我們其實不是要求一個作家，而是要求一個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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