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看雲起時
向上爬
二○一七年將不會有普選，電視台牌照風暴，香港的危機，遠有遠的潛伏，近有近的爆發。香港的特首是庸才，連親梁的地產商胡應湘也不得不承認：香港正在步向死亡。
一九九七年，我已經預測香港必死。此一預言，外國的「福布斯」週刊也一度示警，當時遭到香港一些建制分子的嘲諷：一九九七年主權剛移交，香港的工商界和中環精英看見股票還在開，馬還在跑，產生香港資本主義遊戲還會繼續下去的幻覺，認定香港在九七後「不會死亡」，一切只是西方的眼紅抹黑。
當然持此論調者，相信胡富商是其中之一。但十多年後，連親中陣營也承認，香港正在步向死亡。
但香港之死，原因眾說紛紜，今日我聽到最普遍的理由，還是很無知，他們歸咎於「大陸市場逐步開放，香港失去了其獨特地位」。彷彿香港步向滅亡，是因為大陸走向開放和繁榮。
香港之死，原因多樣，除了英國退出管治，香港根本沒有高瞻遠矚的政治人才——看梁特首在峇里，隆重接受阿奎諾三世的羞辱，即知香港所謂「治港人才」之困局——最根本的原因，先不要說大陸市場和英國智慧，香港社會結構自己步向死路。
梁振英上台前後，標榜要恢復香港的「社會向上流動力」（ Upward Social Mobility）。此一口號，當然不是梁特發明，而是英國人首創。二○○一年，首相貝理雅在施政演說中，豪情萬丈，說要恢復英國的「向上社會流動力」，並就此成立部門。貝理雅認為，只要推廣社會福利，讓窮人子女接受教育，譬如貝理雅任內，為兩歲的貧窮幼兒提供每星期十五小時的免費教育，讓少年人到十六歲，則可報讀大學，社會就會有向上流動的環境。
在這方面，馬卓安任內將數以百計的理工學院升格為大學，一時英國大學學位氾濫。大學畢業文憑完成類似毛共一九五九年的「大躍進」。
但英國大學濫開，偏偏迎來了網絡世紀，一時方寸大亂。十年以來，貝理雅下台了，英國的所謂「社會向上流動」現象並無發生，失業率加劇、經濟衰退、「中國製造」的廉價品，又剝奪了英國的大量實業。英國走向消費和服務業的泡沫經濟之路，大陸擁有龐大外匯，英國的電子和工業卻紛紛破產，此時財相要向中國乞求資金注入。英國經濟這副敗局，貝理雅當年的預言破產。因為所謂「社會流動力」有兩種：第一、是一個低層階級的人，以勤奮和努力，加上市場機會，突破了本身的低下階級，進身另一階層。例如一個尖沙咀廣東道的苦力，搖身一變，成為金融和地產大亨。這等「社會向上流動力」是最實在的：香港五、六十年代，有水上人因走私韓戰違禁品，而脫離了漁民階層，變成體育、企業和賭業大亨；也有在街邊賣雲吞麵的小販，突破此一貧窮階級，向上爬而成為古董收藏家、軍火商、地產鉅子。也有在酒樓做廚師，手持「鑊鏟」，搖身一變，成為金融股票界的傳奇，進而跨國做石油生意。凡此種種，是跨階層真正的社會流動。一個國家，或城市，愈擁有此等階級變身突破的財富奇跡，愈有社會向上流動力，其社會經濟愈有活力。
另一種「社會流動」，是並無跨越階層，在本身的行業，由低做起，最後發跡，成為業中巨霸。譬如船王包玉剛，在上海租界時代，已經是航運業的一名小職員，來香港之後，通過併購和擴張，成為世界十大航運家之一。還有影業鉅子邵逸夫，三十年代也在租界的上海，與幾兄弟合資開辦電影公司，親自到馬來西亞當放映員。一九四九年之後，在香港得到清水灣地皮，也進而建成「東方荷李活」。
香港在英治時期，兩類社會流動力的奇跡，都不乏金光閃閃的成功案例。香港的社會向上流動力，比同期的英國更凌厲。因為香港沒有社會福利，又接收了大量民國成長的大陸新移民。他們翻山越嶺來到殖民地，或在調景嶺鑽石山，或到灣仔和尖沙咀從低做起，加上香港是大陸與國際市場的獨市橋樑，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就是「社會向上流動力」的人類經濟史上最輝煌的典範。
但今日的英國，一個勞工階層的子女，出生後投入貝理雅提供的社會福利網，安安穩穩升讀一家三流的大學，畢業出來，也沒有什麼希望突破原來的階級。社會流動力，一種是「山雞變鳳凰」的跨物種變異，另一種是從蝌蚪成長到青蛙或醜小鴨變天鵝。英國的社會經濟學家承認，世界變了，連工業革命的英國，十九世紀創造了大量「山雞變鳳凰」的 A型社會流動奇跡，二十世紀又有大量蝌蚪變青蛙的 B型傳奇，但到今日， AB兩種都沒有了。
這樣一來，大學教育普及化於事無補，並打破了「知識改變命運」的神話。今日的英國畢業生，走出校門，不再留在本國，而是向外移民找機會，跨國界，而不是跨階層，尋求向上流動。涉入中國權鬥而一命嗚呼的英國人希活，從倫敦到大連，然後又到重慶，只差一步，就得到了一億四千多萬港元巨額佣金，他從英國跑到薄熙來的毛左中國，就是另一種更龐大的「社會向上流動」。他突破的不是本國的階級，而是國界，可惜因為文明與野蠻的界線，比從賣雲吞麵到收藏古董的那塊「天花板」更為堅固，所以一命嗚呼。
梁振英今日也講「社會流動力」，但我認為他的班子並不知道其中的道理。但不要緊的，多混四年，就夠鐘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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