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諾貝爾獎效應文學vs政治 ．江迅
莫言成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籍作家，引爆了文學與政治的爭論。有反對者因種種原因質疑莫言獲獎，但更多學者認為，莫言的文學作品題材敏感、反思尖銳、風格獨特、語言犀利、想像狂放、敘事磅?，他當年曾因創作具批判性的《豐乳肥臀》而被逼離開軍隊，並遭到責難和批判。莫言指「我的作品不能用黨派來限制」，並希望劉曉波早日獲得自由，被認為是諾獎給了他膽量。
當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代表平穩而不帶激情地輕聲說出「MoYan」兩個單音節字時，「高粱」終於紅了，「紅蘿蔔」終於透明了。此時，北京時間十月十一日十九時。五十七歲的中國作家莫言，成了第一位中國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因為諾貝爾文學獎，是夜中國人讀莫言；因為莫言，當晚中國網民都是文學評論家。一場關於文學與政治的話題瞬間引爆輿論場。
莫言獲獎原因，用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的話說，莫言的作品「將魔幻現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他創作中的世界令人聯想起福克納（Faulkner）和馬爾克斯（M?rquez，馬奎斯）作品的融合，同時又在中國傳統文學和口頭文學中尋找到一個出發點」。
「莫言獲獎」成了沸沸揚揚的大事，質疑與反詰、讚美與訝異、驕傲與抨擊，席捲而來。北京藝術家艾未未對莫言獲獎表示憤怒，直斥「這是對人性和文學的侮辱」，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莫言，是「諾貝爾獎評委會的恥辱」。流亡美國的北京異見作家余杰認為，不管是從文學本身，還是從作品所主張的價值層面看，莫言都不應該得獎，諾貝爾獎倡導的理想主義有清晰判斷，支持專制獨裁暴政就是反理想主義。香港傳媒人北風（溫雲超）認為，作為中國作協副主席，莫言是遏制創作自由的主要責任人之一，即使他的作品有足夠文學性，但「一身屎的人做出再好的菜，也難以讓人下嚥」，莫言缺乏諾貝爾獎尊崇的人文理想。中國一群「民間人士」正徵集簽名，致函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要求取消授予莫言獎項……
質疑與抨擊的主要理據是：零九年九月，因中國異議作家戴晴、貝嶺等出席法蘭克福書展，莫言與中國官員一起宣布退出書展；零九年十二月，中國異議作家劉曉波因發起《零八憲章》被判處十一年重刑，崔衛平教授打電話給莫言，問他對劉曉波獲刑的看法，莫言說，「不太了解情況，不想談」；一零年三月，莫言接受美國《時代雜誌》專訪時，否認審查制度會對文學創作帶來負面影響，說審查制度下，作家學會了怎樣寫得更含蓄、更委婉，對他來說，這才符合美學原則；一二年四月，莫言在接受英國文學雜誌《格蘭塔》（Granta）訪問時說，言論審查有利於創作；一二年五月，莫言參與百位中國作家聯袂抄寫七十年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不過更多學者認為，莫言的文學作品題材敏感、反思尖銳、風格獨特、語言犀利、想像狂放、敘事磅?，獨具個人魅力。他在中國一流作家的位置上保持了二十多年。莫言正是因為創作《豐乳肥臀》而被迫脫下軍裝，離開部隊的。《豐乳肥臀》先在《大家》雜誌連載，後由北京作家出版社九四年出版，莫言遭到責難和批判，九七年轉業去《檢察日報》工作。莫言獲獎說明「莫言的想像力通行全世界」。諾貝爾文學獎選擇莫言，被認為「標誌著這一獎項的考量標準，回歸了文學性，回歸了文學讀者」。衡量一個作家是否對世界構成了足夠的影響力，要看他的作品。從未存在過脫離政治的文學，但政治和文學有各自的自由空間。思維一開動就想到政治，是一種病態。
正如莫言在獲獎後接受採訪時說：「諾貝爾文學獎是文學獎，不是政治獎。諾貝爾文學獎是站在全人類的角度上評價一個作家的創作，是根據它的文學的氣質和文學的特質決定是不是給他獎項。在諾貝爾獎的歷史上，薩特是法國共產黨員，蕭洛霍夫是前蘇聯的共產黨員，他們的作品依然是經典，依然在被千百萬人閱讀。我在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寫作，但我的作品不能用黨派來限制。我的寫作從八十年代拿起筆，就很明確，站在倫理的角度上，寫人的情感、人的命運，早已突破了階級的和政治的界限。」
頂著巨大風險寫作
莫言說：「我相信有很多批評我的人是沒有看過我的書的。如果他們看過我的書，就會明白我當時的寫作也是頂著巨大的風險，冒著巨大的壓力來寫的。我對社會黑暗面的批判向來是非常凌厲的，非常嚴肅的。我在八十年代寫的《酒國》、《十三步》、《豐乳肥臀》這些作品，都是站在人的立場上，對社會上我認為的一切不公正的現象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所以如果僅僅認為我沒有上大街去喊口號，僅僅以為我沒有在什麼樣的聲明上簽名，就認為我是一個沒有批判性的，是一個官方的作家，這種批評毫無道理。」
莫言的第一本書《透明的紅蘿蔔》、第一個長篇《天堂蒜薹之歌》的責任編輯，是前作家出版社副總編輯石灣。石灣接受亞洲週刊採訪時說：「莫言獲諾獎，使我想起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上級派工作組進駐作家出版社的情景。莫言的《透明的紅蘿蔔》，是『文學新星叢書』第一輯中的第三本。第一輯的五本書，都是我親自約的稿，是這套叢書的打頭作品。工作組組長在大會上嚴厲責問我：你為什麼要出『文學新星叢書』，而不出延安文藝叢書？為什麼你在『文學新星叢書』的《出版說明》中不提『二為』方向（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大帽子扣下來挺嚇人，令我感到文革極左的那一套又來了！於是，我成了工作組的『眼中釘』。繼出版莫言的第一個長篇《天堂蒜薹之歌》後，作家出版社大型刊物《文學四季》又發表了他的第二個長篇《十三步》。工作組說《十三步》有嚴重的傾向性問題，也在大會上批判。《文學四季》就在那次整肅中被一刀砍掉了。因此，莫言的作品一直不屬於官方認可的『主旋律』作品。」
石灣說：「莫言在這次獲獎後坦言：『作家的寫作不是為了哪一個黨派服務的，也不是為了哪一個團體服務的，作家寫作是在他良心的指引下，面對著人的命運、人的情感，然後做出判斷。』在沒有獲諾獎之前，他絕對不敢這樣講。諾獎給了他膽量，自然也就給了廣大文學工作者膽量。這會是一個很大的觸動。尤其是在中共十八大高層換屆之際，也許會促使文藝政策作出調整。但期望值也不能過高。因為要清除文革餘毒，畢竟是一件很艱巨的事。延伸到整個社會，也是如此，前些時在各地的保釣遊行示威中，不就重演了文革年代舉著毛澤東畫像搞打砸搶燒的一幕嗎？」
《天堂蒜薹之歌》是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推介閱讀的一部作品。據知，這部小說出版後在中國國內一些地區一度被禁。這部作品是一部體現中國作家良知、反映弱勢群體生存狀態的力作。小說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發生的真實事件：數千農民響應縣政府號召，大量種植蒜薹，結果蒜薹全部滯銷，縣政府官員卻不聞不問，憂心如焚的農民自發聚集，包圍縣政府，砸了辦公設備，釀成震驚一時的「蒜薹事件」。這起被媒體報道的事件，促使莫言放下正在創作中的家族小說，用了三十五天，創作出這部長篇力作。
莫言回憶說：「其實也沒有想到要替農民說話，因為我本身就是農民。現實生活中發生的蒜薹事件，只不過是一根導火索，引爆了我心中鬱積日久的激情。我並沒有像人們傳說的那樣，秘密地去那個發生了蒜薹事件的縣裏調查採訪。我所依據的素材，就是一張粗略報道蒜薹事件過程的一家地方報紙。但當我拿起筆來，家鄉的父老鄉親便爭先恐後地擠進了蒜薹事件，扮演了他們各自最合適扮演的角色。事過多年，蒜薹事件已陳舊不堪，但小說中的人物也許還有幾絲活氣。在新世紀，但願再也沒有這樣的事件刺激我寫出這樣的小說。」
具有走鋼索能耐
莫言的《生死疲勞》二零零八年獲香港浸會大學第二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該獎決審委員會主席、浸會大學文學院榮休教授鍾玲接受採訪時說，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實至名歸。他的小說氣勢宏偉，能體現二十世紀中華民族的血淚和個性，又有獨特的文體風格。莫言引人入勝的?事方式無人可及，是個非常會說故事的人。那一屆「紅樓夢獎」入圍的大作家很多，莫言突圍而出的一個理由是他的?事和想像力能把讀者緊緊抓住，巧妙地運用輪迴觀念，以驢、牛、豬、狗、人的視角，寫中國幾十年的社會。其魔幻寫實式的幽默令人噴飯，但骨子裏卻充滿對政府政策與幹部的?烈諷刺。當年來香港領獎的莫言，那三天說話都很含蓄，上台演講卻是冷面笑匠，常調侃自己，又能微言大義。鍾玲說：「莫言的小說有?烈的批判性，卻奇蹟式地一本接一本在國內出版，正與他在體制內小心自保有關係。其實我們應該慶幸莫言個性那?謹慎，這次一位中國人能獲諾獎跟莫言走鋼索的能耐有關。」
香港浸會大學助理教授、青年作家葛亮的小說《朱雀》在內地舉行首發式，莫言特地繫上一條大紅圍巾前去，表達對葛亮的祝賀與鼓勵。葛亮對亞洲週刊說，那真是令人感念，是莫言的慈藹與細膩。葛亮說：「作為專業的當代文學研究者，對莫言作品十分熟悉。這熟悉並非一朝一夕之間建立，而是因他寫了很多年，我們也讀了很多年，如此點滴間積累而成。所以，我們清楚他小說的優秀。這樣的作品獲得諾貝爾獎，說明中國文學，即使放置在世界語境中去釐定其價值，依然是傑出的。」
葛亮說：「在這個眾聲喧嘩的時代，一個作家相對安靜地寫作，並未有辜負過自己人本與人文的情懷與尺度，如何會有問題？如有質疑，應該先讀完他具代表性的作品。這是對一個作家最起碼的尊重。因為無論何世何時，真正的作家，都是用作品向生活與世界發言的。由《紅高粱》、《四十一炮》至《生死疲勞》、《蛙》，不可否認，莫言用自己的文字，建構生長於斯的鄉土圖景的同時，從未放棄過對時代與社會的省視與批判。這批判的基石，是一個作家出自內心的吶喊與良知的碰撞，也是一個作家的創作的本分與尊嚴。由衷希望國人將對諾獎的關注，轉化為對中國文學長期且具持續性的關注與關護。」
李歐梵在哈佛列為教材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國際著名文化研究學者李歐梵教授應邀去北京為青年作家講習班講課，當時年輕的莫言就在課堂上聽課。李歐梵在美國哈佛大學講授現代文學時，就重點介紹莫言的小說《透明的紅蘿蔔》。莫言獲獎後，李歐梵對亞洲週刊說：「中國現代文學最重要的特徵，就是關注社會底層。莫言的作品，長期來始終沒有偏離過。美國學者夏志清早就強調『關注底層』這一點，國外那些小資讀者是沒辦法感受這種底層人性的真諦的。莫言的小說，始終表達了貧困的道德感，我們沒有這方面的經驗。莫言的小說卻精準地表達了。這種感受，在寫作時一旦掌控不了，就會煽情，就會誇張。」
李歐梵認為，到目前為止，中國現代文學中，寫得最好的還是農村題材。莫言寫中國農村，正是中國小說的主潮，進入生命底層，尋找生命意義，讓讀者了解在苦難外衣包裹下的底層人性。有些人批評高行健的小說，就是因為他的作品是歐洲式的，是思想式的，是現代主義式的，作家就應該引領文學主潮。李歐梵說，莫言的小說始終有山東高密的泥土味；莫言的作品，從《透明的紅蘿蔔》到《蛙》，語言文字太有特色了，《豐乳肥臀》雖結構上有些漏洞，但語言實在吸引人。李歐梵說：「最令人佩服的是，莫言幾十年來堅持寫長篇小說，這種努力，值得肯定。」
被錯劃成「右派」而蒙冤二十三年的作家鐵流說，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是好事，對中國作家回歸人性、走向寫實的現實主義是策動與鼓勵。就說莫言的《蛙》，不是歌功頌德作品，更不是宣傳紅色的東西，它揭示了人性與黨性、國策和傳統的矛盾，最終得勝的仍是黨性和國策。這是生活的真實。莫言得獎後感謝的不是「組織和領導的培養」，而是要為人民寫出「更好的藝術作品」，認為「作家不是為黨派服務」，甚至還向當局表達希望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早日獲得自由。相信總有一天，中國大陸文學不再是毛澤東的「為政治服務的工具」。因此他認為，莫言獲獎，是給毛澤東左的勢力的響亮耳光。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似乎有先兆。北京中央電視台罕見獲邀前往瑞典斯德哥爾摩採訪得獎人揭曉。十月十日，中央電視台新聞中心官方微博「新聞值班室」發布消息稱，「全球獲准採訪諾貝爾文學獎的只有三家電視台，央視首次獲邀採訪」，人們紛紛猜測：這是莫言獲獎的信號。早在八月，全球兩大著名的博彩公司Unibet以及立博（Ladbrokes）便為諾貝爾文學獎開出了賠率，莫言與日本作家村上春樹輪流佔據這兩家公司賠率榜前兩位。
當天晚上七時莫言獲獎消息發布後，微博上滿屏是莫言。翌日，各地實體和網絡書店，如當當網、京東商城和卓越亞馬遜，莫言作品被瘋搶而脫銷斷貨。上海福州路上海書城第一時間在一樓開設莫言專區，十二日早上營業十分鐘後，莫言的書被一搶而空，專區沒有書賣，只能先撤掉。之前書城莫言作品庫存量僅二百多冊，一上午書城前台接到莫言作品訂單一百多張。據上海文藝出版社副總編輯曹元勇介紹，莫言的十六部作品再版，正在緊鑼密鼓印刷，十一部長篇小說已入庫，現正印製中短篇小說集，十月下旬上市。莫言獲獎後首部新作、也是首部劇作集《我們的荊軻》，將由北京精典博維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推出，新世界出版社出版。莫言最新文集也將於十月底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文集包括莫言長篇系列十一本、中篇系列三本、短篇系列三本和其他文論集、散文集、劇本。莫言文集精裝版將由北京聯合出版社於年底推出。莫言的《酒國》、《豐乳肥臀》將於年底前由俄羅斯聖彼德堡阿姆佛拉出版社出版，此前莫言只有一些短篇小說被譯成俄文。
帶動文化股股價急漲
網上二手書交易網站「孔夫子」上，推出「莫言簽名本」圖書：二百八十元人民幣（約四十四美元）一本的《蛙》已訂完，《紅高粱家族》和《透明的紅蘿蔔》簽名本標價一千元也被搶購。在淘寶網上，《蛙》的簽名本更標出一千九百八十元高價，已有交易。其他與莫言作品相關的電子書、影視劇改編作品和演講視頻，頗受熱捧。新浪讀書中的《豐乳肥臀》十二日點擊量達五十六萬次，佔總點擊量的四分之一。受莫言獲獎消息提振，A股文化傳媒板塊開盤領漲兩市。新華傳媒、出版傳媒、長江傳媒、奧飛動漫開盤即漲停。
山東濟南市郵政局與濟南市文聯聯合刻製的紀念郵戳，注以「中國作家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中國籍文學諾獎第一人打破歐洲作家壟斷」等字樣；高密戳註以「中國．山東．高密的驕傲」、「家鄉人民熱烈慶賀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等字樣。貼上「莫言」標籤的周邊產品紛紛出現，莫言獲獎的紀念T恤在淘寶網上出售。紀念T恤上印著中英文「諾貝爾文學獎」和莫言的漫畫頭像。莫言家鄉山東高密也隨之為人所知，淘寶網上出現了特別標註「莫言故鄉」的「高密火燒」和烤雞。還有一些與莫言完全無關的產品也搭便車貼上了標籤。
莫言旋風正在中國大陸勁吹。上海文學雜誌《收穫》編輯葉開認為，莫言獲獎可促進、加深世界其他國家讀者對中國文學的了解和理解，其中的輻射，可以影響到其他的作家身上，這才是獲獎背後更深遠的意義，中國正處在新歷史時期，國民心靈的滋潤都需要文學。莫言的獲獎或許會是一個歷史性的有座標意義的事件，會讓更多人來關注中國文學。上海文學評論家朱大可認為，莫言獲獎，對中國文壇有兩個方面的意義：在某種程度上提升了世界文壇對中國文學的關注度，但它必然也降低了其他中國作家獲獎的幾率；對年輕作家而言，這種大獎無疑是很好激勵，像一劑強心針，注入嚴重衰退的中國文學，為青年寫手們提供了無限美妙的榮譽前景。■莫言小檔案
1955年2月17日生於山東省高密縣，原名管謨業。童年時在家鄉小學讀書，後因文革輟學，在農村勞動多年。1976年加入解放軍，歷任班長、保密員、圖書管理員、教員、幹事等職。1981年開始創作生涯。1986年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1991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魯迅文學院創作研究生班並獲文藝學碩士學位。1997年以長篇小說《豐乳肥臀》奪得中國有史以來最高額的「大家文學獎」，獲得十萬元人民幣的獎金。1997年脫離軍界，轉至地方報社《檢察日報》工作，並為報社的影視部撰寫連續劇劇本。《紅高粱》於1999年入選亞洲週刊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2003年《檀香刑》獲第一屆鼎鈞雙年文學獎。2005年獲香港公開大學榮譽文學博士。2006年獲福岡亞洲文化大獎。第一部章回小說《生死疲勞》於2008年獲第二屆紅樓夢獎首獎。2006年榮登中國作家富豪榜第20位。2007年問鼎中國作家實力榜第1名。2011年長篇小說《蛙》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當選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2012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莫言主要作品
長篇小說
紅高粱家族、食草家族、酒國、四十一炮、檀香刑、生死疲勞、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紅樹林、豐乳肥臀、蛙
中篇小說
金髮嬰兒、爆炸、高粱酒、高粱殯、狗道、奇死、築路、歡樂、紅蝗、父親在民夫連裏、白棉花、戰友重逢、懷抱鮮花的女人、紅耳朵、夢境與雜種、模式與原形、幽默與趣味、牛、師傅越來越幽默
短篇小說集
白狗秋千架、與大師約會、透明的紅蘿蔔
散文集
說吧，莫言、我的高密莫言獲獎當之無愧
王德威說，創作總在有形與無形的、政治與非政治的夾縫中找活路。
被視為「華文文學權威研究第一人」的王德威，現任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講座教授。就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引發的「文學與政治」話題，十月十五日他接受亞洲週刊專訪。
王德威說，文學與政治關係是複雜問題，國家文學、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三者之間，是既合作又博弈的關係。他說：「我與莫言相熟，很尊敬他，他是重量級國際作家，這麼多作品在國外翻譯，且有不少優秀書評，他在文壇地位應該肯定。從文學創作的審美意義上看，莫言獲獎當之無愧。不過，海外民運陣營和異見領袖的朋友們，還有中國一些網民卻有不同聲音。」
王德威認為，莫言不僅是黨國體制裏的作家，且地位很高，應當承認，他的一些不得已的妥協，或者說他甚至並沒感受到壓力下的合作關係，無疑是一種事實。退一步而言，什麼樣的文學不受客觀環境的限制與壓力呢？恐怖的國家機器，在中國的歷史情境裏，是不得不承認的事實。不過，有哪一類作家是沒有各種各樣的有形無形的壓力而自由自在創作的呢？他說：「我看未必。莎士比亞在創作戲劇時，伊麗莎白女皇時代也有相當嚴苛的審查制度和政治角力，文人創作似乎總是在這樣一種有形無形的、政治與非政治的夾縫中尋找活路。」
王德威說：「莫言曾有那句名言，審查制度讓他得以在創作上有更多的靈感。他講的既是反話，也是他語重心長的自我反思。文學創作者不必是民運人士，對民運人士，我們非常尊重，但莫言選擇的這條路不是從事民運活動。何況他也沒有自我標明超高的道德水準。莫言創作的小說內容泥沙俱下，正如他自己所言，他的作品不是那種純粹的精緻的審美式的象牙塔的東西，它們原本就是混沌的複雜的充滿矛盾的。」王德威認為，在體制內的作家畢竟也有創作慾、發表慾，寫了幾百萬字好作品，不能發表，那是更可怕的考驗。他說：「莫言成長在相對寬鬆的時代，他絕對聰明，我常笑說，莫言以『農民智慧』居然不斷用不同方式打馬虎眼。他以豐富的想像力、嬉笑怒罵的諷刺才華，左躲右閃，也算成全了讀者。」
不應視作家為道德表率
王德威說，對莫言批評的一個事實是他抄寫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對他的這一舉動當然不以為然，同樣是作協副主席的王安憶就拒絕參與，可見是可以選擇的，莫言選擇了參與，他有他的理由，自己也解釋了，人們就應該包容。莫言的小說是泥沙俱下的大結合，應該以看小說那樣比較慈悲的心情來看待莫言真實的這一面，不見得必須把作家視為超高道德的表率。
王德威認為，不能不承認莫言在體制內得到的，一般作家可能是得不到的，他坐在這個位子上，既有他優秀的創作才華，而他也必須接受很多妥協，這是中國當代作家無奈的局限。王德威說：「我的一些學生也問我，中共制度下，不容許創作自由，怎麼會有出色的佳作問世？我認為這種評判不夠深刻，前蘇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的《日（切）瓦格醫生》，也是在相當不容易的環境下創作的。莫言有所妥協，但任何讀過他那幾部重要作品《酒國》、《豐乳肥臀》、《生死疲勞》的讀者，大多會心微笑，接著就會懷疑，國家領導人讀了應該會覺得很尷尬，但這樣的作品居然在大陸出版，相對於整個文化社會環境的逐步改變，作家、讀者和官方的博弈，顯然也有了相當大的轉變，因此人們對莫言應有更大包容。」（江迅）■公開信抗議莫言獲獎
抗議人士致函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不滿莫言獲獎，但也備受質疑。
十月十二日，一批自稱「中國民間人士」反對莫言獲獎而致瑞典文學院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公開信。他們表達強烈譴責與抗議：「這將褻瀆諾貝爾文學獎、諾貝爾獎以及諾貝爾先生的聲譽」，「要求取消授予莫言二零一二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
致瑞典文學院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的信函說，「現在還是中共黨員、是直接扼殺中國作家創作自由機構的負責人的莫言，並沒有堅守作為一個作家的良知底線」，「僅以文學本身而論，莫言的文學成就有限，他的語言粗糙、浮華、冗長，遠非一流作家的洗練、簡潔、傳神……他的小說創作手法照搬自拉美魔幻現實主義，與中國本土的歷史與現實的對接並未水乳交融。他在作品中所體現出的思想與價值立場，並不符合諾貝爾文學獎宣導的理想主義的趨向」，「在莫言最得意的最近作品《蛙》中，也並沒有真正觸及人性。這部以計劃生育為題材的小說並沒有達到多高的高度，相反，倒是巧妙地讚美了中共的計劃生育制度」。
這批「中國民間人士」認為，將諾貝爾文學獎頒給莫言「這樣一個身上充滿紅色基因、讚美中共體制、摒棄良知、道德冷漠的作家，這是對中國民間社會的侮辱，對人權和自由價值的背離和對勇氣和良知的詛咒」。
在此信簽名的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古川、香港媒體從業者北風、北京學者夏業良、身在美國的作家余杰、安徽維權人士張林、北京媒體從業者蒲文昕等三批四十四人（截至十月十六日）。旅居澳洲的民主活動家阮傑表示贊同，他說：「任何人無論有多高的才華、在什麼領域做出多大多傑出的成就，如果人品低劣，都不該成為授獎的對象。正義、良知和品行想必也應該是諾獎的第一原則。莫言說的『審查有利於創作』等言論，作為名作家的莫言不會不知道文藝出版審查的危害，這表明莫言是個十足偽君子，是個極度沒有良知和正義的人。把諾獎授給這樣的人是完全錯誤的。」
接到這一徵求簽名的信函，七十三歲的洪哲勝，自稱「有四十五年經驗的民運老人」，他有不同意見：「在中共六十三年的無數運動的折磨之下，要求別人非得站立起來從事抗爭，從而走向可期的危險不幸下場，是過分要求。莫言如果這麼辦，他就無法寫出並發表一百多本小說了」，「當年，他不敢或因故沒有反對中共迫害劉曉波，當然不能證明他正確，他勇敢，但也不能證明他錯誤，他是懦夫，他是壞蛋，因為在中國，會有這樣反應的人們，可能超過百分之八十，因此，沒有對劉曉波落井下石的人，還是屬於正常的大眾」，「尤其是，他得獎後很快就兩度公開宣稱，他希望劉曉波早日獲得自由……即使莫言以前果真是個政治壞人，則他現在的言論也已表明他有了轉變」。
洪哲勝認為，「在這時刻，還對莫言品頭品足，還對他冷嘲熱諷，絕對不是一個理性、成熟的民運所應為」，「這個聯署信最好請主催者暫時放進抽屜，繼續觀察莫言的表現再作決定」。（江迅）■莫言和文化界朋友的緣份 ．江迅
凡與莫言交往過的人都說他憨厚，常替人著想，是一個從來沒有文場中嬌氣?肯吃苦負重的人。從他的生活細節，可探討他的創作源泉?為人之道和心靈世界，這是從文到人的一幅肖像畫。
我與莫言相識二十年。二零零七年，香港書展主辦方貿易發展局與亞洲週刊合辦名作家講座系列，邀請莫言前來書展演講。他返回北京，一下飛機便給我發了條手機短信：「這些天為了照顧我們這些作家，你和你的同事都累壞了。你又不是不能寫作，如此折騰自己，令人感嘆，謝謝你們。」這些大作家離開香港後，能如此表示的並不多，莫言是如此細心而誠摯。
香港武俠小說作家鄭丰獲悉莫言得獎後說：真替莫言高興。曾在那年香港書展上見過莫言，給人印象非常低調厚實。對莫言的印象，朋友們幾乎是相同的：低調而不事張揚，越來越能控制內心情感，創作上想像力狂放不羈，語言行文犀利恣肆，永不固守而大膽創新，許多作品超出讀者閱讀經驗，在現實生活中，他卻膽子不大，見到陌生人似乎有些靦腆，夾雜著膠東口音的語調始終慢聲輕氣。
莫言的好友都這麼說，從相貌上很難找到莫言一點瀟灑的神情：過早謝了頂的腦袋，沒有窄腰而只有肥臀的線條。窄窄的一雙眼睛，似乎也不具備穿透生活的光澤。用人體造型美的視角，去掃描莫言，他不能算是中國文苑美漢。不過，凡與他交往過的人都說他憨厚，常替人著想，是個一貫沒有文場中嬌氣?肯吃苦負重的人。
北京老作家從維熙說，在人品上，莫言絕不是文苑中的跳蚤之類，他是一個值得信賴的朋友。一天，他與莫言在電話中聊天時，告訴他一件生活瑣事：從維熙寓所那兒正在粉刷樓房。一個打工仔從樓裏得知從維熙是個作家。一天，那打工仔乘升降梯經過從維熙家樓窗時，突然問他是否認識莫言。從維熙不置可否，反問他為什?問這個問題。那裝修工說，他是山東省高密縣人，他們那方水土出了個莫言。
從維熙說：「既然我也是個作家，想必我就認識莫言。我沒正面回答那小夥子的問題，只是把一包『紅塔山』香煙遞到他手裏。其實這只是我與莫言聊天時，信馬由?說出的一件生活趣事。」沒想到幾天後，快遞公司的投遞員按響了從維熙家門鈴，是莫言送來兩條「紅塔山」香煙和一瓶「五糧液」名酒。他打電話給莫言，說不解其意。莫言說這是出於對老哥的友情。事後，從維熙再三思忖，覺得不只是對他個人情誼，更包容了對高密一草一木的一往情深。從維熙說：「以此生活細節，可探討莫言的創作源泉，以及他的為人之道，這就是從文到人的一幅莫言肖像。」
九八年中國大陸九位作家應海峽對岸之邀，出訪台灣。啟程那天，妻子送從維熙到首都機場，她像是發現了什?秘密似的對從維熙耳語說：「當過軍人的莫言，就是與別人不一樣。你看，別人都慢悠悠地磨蹭，只有莫言像個搬運工，不惜力地幫大家集中行李。」從維熙說：「八七年，中國作家代表團出訪德國時，莫言在團隊中也顯出他那份樸實，在往返的機場上扮演搬運工角色。其實並沒有人讓他這?幹，其閃光點在於出自他的行為本能。因而，在訪德歸來作總結時，他是全團一致公認的勞動模範。這些看起來貌似平常的行為，正是身背嬌驕二氣的同行們，最為匱乏的精神……我特別看重莫言身上十分濃烈、在知識分子中最為欠缺的素質。」
在香港書展期間，朋友們問莫言，為什麼筆名起這樣兩個字。他說，他原名叫管謨業，把當中的「謨」倒過來就是「莫言」，激勵自己少說話多做事。他選擇這個筆名，是為紀念那些不能亂說話的歲月。他說：「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動亂年代，我是在文革壓抑年代成長起來的。在這種社會背景下，許多人因言招禍，一語不慎，很可能帶來身敗名裂、家破人亡的後果。那時我偏偏饒舌，有在人前說話的強烈願望。母親教育我，能不說話盡量不說，言多必失。當時我們村裏的人總在搞鬥爭。我父親是農民，但我們家生活安樂，他擔心我可能會說些不適宜的話，使我們家惹上麻煩，所以他讓我少說話。在夾縫中生存，一生坎坷，起了筆名就有重新開張的意思。以前痛苦的記憶太多，要重新走向新的起點。」
多次聽莫言說他小時候曾在除夕夜去別人家討餃子吃的事。經濟上的貧困給他少年生活留下慘痛記憶，父親過於嚴厲的約束也使他備受壓抑。莫言六歲進校讀書，曾因罵老師是「奴隸主」而受處分。小時候這種壓抑的心理特徵對他後來的小說創作影響很大。
莫言酷愛讀書可謂癡迷。小學三年級時，他就讀了《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作品，開始文學啟蒙。小學五年級時，他讀《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名著。文革時期，他輟學在家，無書可讀的時候他讀《新華字典》。文壇流傳他小時候能背《新華字典》。問莫言，他笑道：「看《新華字典》也覺得很有意思，至於說我能倒背如流，那是太誇張了，我只是讀得很熟。那時大概十來歲，記得我十二歲輟學以後就沒有書可看了，天天在家勞動。颳大風、下大雨不能下地幹活時，就躲在家的一個磨房裏看書，翻來覆去地看。」莫言說，那時候書非常少，一個村子裏幾本書瞭若指掌。為了看書，他想盡一切辦法，拿著自己僅有的幾本書去跟別人交換，別人不感興趣就幫他們幹活，推磨、割麥子，換來閱讀人家藏書的權利，後來附近十幾個村莊的書都看完了。他說：「別以為十幾個村莊有多少書，最多也就是二三十本，我當時覺得我已經是世界上學問最大的了，把一個鄉的書全看完了。後來實在沒書看了，就看《新華字典》。」莫言說，當時沒什麼文化生活，就覺得唯獨書能吸引住你。他家人都愛看書，二哥也是書迷。家裏原來有一條門檻，當時農村沒電，只有一盞小煤油燈。每晚煤油燈的火苗像一顆黃豆那樣小，母親在鍋灶上做飯，他和二哥就一腳踏在門檻上看書。
一九七六年，二十一歲的莫言加入解放軍，歷任班長、保密員、圖書管理員、教員、幹事等職務。八一年，他開始小說創作，處女作為《春夜雨霏霏》，而後，他進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學習。八五年，他在校學習期間，發表了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蔔》，引起文壇的關注。無論他畢業後在軍內，還是轉業到《檢察日報》社，或是到京城哪個機構，他心目中的地處膠東平原邊緣的高密縣東北鄉，永遠是他的文學中心舞台。
一九九九年，亞洲週刊評選「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莫言的《紅高粱》入選，排名第十八。莫言說：「我作為一個山東高密人，農民的後代，儲存的就是高粱、水稻、黃牛……想像力不那麼神秘，是可觸可感的。現在年輕人的小說和我們不一樣，我們是飢餓的一代，他們是過剩的一代。他們是生活在高科技高資訊的時代，電視、電腦、動畫充斥著他們的生活，留在他們頭腦中的東西與我們不一樣。人的複雜心理過程是任何電腦難以比擬而望塵莫及的。」
上海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郟宗培對亞洲週刊說，認識莫言是八四年，那時莫言在北京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學習，那是軍旅作家搖籃。郟宗培去組稿，與莫言交了朋友，拿到他新創作短篇小說《石磨》，後發表在《小說界》上。郟宗培說，這批學員畢業前夕，莫言發軔了，一部《紅高粱家族》引起文壇關注，被改編成電影《紅高粱》後，他名聲與日俱增，而他的故鄉情結卻越來越濃烈了。
零四年末，郟宗培與旅日學者毛丹青策劃了北海道文學採風之旅，莫言為首席嘉賓，帶領一支京滬媒體團隊在冰天雪地的北海道歷時十二天縱橫三千里。每在一地活動完後到達下榻處，餐前飯後，總要安排一次莫言訪談，大家圍他而坐，有提問有記錄有攝影。無論是對隨行團隊，還是在北海道大學講座、在根據莫言小說改編的電影《暖》基諾影院首映式上，他談的最多的是他兒時家鄉風俗的憶念，對母親的感恩，談動物談孤獨談戰爭，談當年被侵華日軍抓去當勞工、在北海道過了十三年野人生活的非凡老鄉劉連仁。
永不泯滅的童心
郟宗培說：「每當莫言談得深情忘我的時候，從他吐出的團團煙霧裏，從他細眯的眼眸中，分明讓人看到了他內心情感的豐富、惆悵和糾結。莫言很低調，心卻飛翔得很高，其中的落差，藉以彌補的是他永不泯滅的童心和悲憫的情結。」郟回憶，那天去當別町拜訪八十八歲的侉田先生。他是當年發現並救助劉連仁的獵戶，纏綿病榻多年。莫言像代自家長輩去敬謝一般，盤坐在榻榻米上，聆聽老先生含混不清的講敘。當眾人上車離開時，看到老先生臉貼著玻璃窗看著大家，莫言快步下車跑到窗前喊：莎喲娜拉！莎喲娜拉！（日語再見）■莫言比體制外作家更批判體制 ．章海陵
莫言共產黨員背景為人詬病，但他和蘇共作家蕭洛霍夫一樣，作為體制內的作家，他比體制外作家更能深刻批判體制；他看似遷就現實，但卻顯現更深刻的現實；他想像一個荒謬世界，但卻不撒謊。他是作家，就用作品來說真話。
中國作家莫言被授予二零一二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全球華人及文壇大聲歡呼「實至名歸」，但也出現抗議聲浪，抨擊莫言成就有限，遠非一流作家，批評諾貝爾委員會將文學獎頒給一個共產黨員作家。
其實，早在一九六五年，蘇共作家蕭洛霍夫就憑《靜靜的頓河》獲頒諾貝爾文學獎。此外，智利詩人聶魯達等多位共產黨文學家也曾先後享有諾獎的榮耀。不久前去世的九十五歲史學大家霍布斯鮑姆一生堅持左派信念，即使在柏林牆倒塌後也不退出共產黨，但他的研究成果飲譽全球學界。作為共產黨員作家，中國的莫言為何無資格摘取諾貝爾文學桂冠呢？
莫言和蕭洛霍夫胸懷文學理想，從社會底層的農村進軍強手如林的首都文壇，都幸運地遇到慧眼識人前輩的關懷。哥薩克老作家綏拉菲莫維奇提攜同鄉蕭洛霍夫，稱他是頓河草原上的小鷹，看似不起眼，卻能張開驚人的巨大翅膀。莫言當年報考解放軍藝術學院時不僅創作上藉藉無名，有些學科的考試成績也不盡理想，而在校學員中已有山東軍區李存葆、南京軍區錢鋼等大腕級名家。可是，資深軍旅作家、文學系主任徐光耀僅審閱莫言幾篇習作，就決定破格錄取。棲身山東高粱地的小鷹莫言，也擁有一飛沖天的巨大翅膀。
與蕭洛霍夫不同，一九五五年出生的莫言沒有出生入死的戰爭經歷。他具有另一種歷練，即從小到大受到饑餓的無情煎熬，一點不亞於戰爭中慘烈的出生入死。作家難忘慈愛可敬的母親因偷吃公社的牲畜飼料而遭幹部吊打；他家大娘外出討飯，對一碗麻瘋病人吃剩的麵條都感恩不盡。可能唯其如此，莫言才特別珍惜生命的感受與感覺，他的文學才情由此而昇華，分外光采照人。
為人低調、僅在飯桌上吃相難看的莫言，一旦進入寫作世界簡直像換了一個人。推出成名作《紅高粱》之前，莫言就以爆炸式、異類型的不凡身手亮相文壇。他充滿激情，恣意妄為，信筆寫去；筆下人物個個虎虎生風，卻難以歸類。他自信而沉著地彈奏特有的「主旋律」，即山東高密鄉一個苦孩子的永遠追問：人豈可無尊嚴，卑微地苟活偷生？人世間的殘酷與殘暴，何以至此？
嚴峻時代中的人性光輝
經歷文革的作家大多擅長斥責極左政治，但罕有像莫言那樣將揭露罪惡、控訴苦難變奏為力透紙背的反諷，既淋漓盡致彰顯時代的嚴峻﹐又不動聲色但熱烈讚揚中國人性的光輝。比如，短篇《門牙》中的解放軍王班長應是不折不扣的兵油子，未婚卻誇口睡過的女人已有千把；偷老百姓西瓜不成，乾脆裝神弄鬼行騙，成為帶壞新兵的「教唆者」。可是，就是這樣一個王班長，卻敢於痛打軍中無人敢惹的權貴子弟。在例行公事的擁軍愛民活動中，王班長一視同仁對待駐地附近的地主富農，上門向新郎新娘表示祝賀時，鼓勵男主人不要因階級成份而抬不起頭，並大膽詼諧地建議，哪天把自家的漂亮妹妹領來嫁給你，而你的新娘歸我。在風聲鶴唳、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即使是吃了熊心豹膽的勇者也不敢有如此表示。無語的新娘只有不停地剝水果糖請解放軍吃，剝了二十多顆。一個光芒萬丈的真男子現身了，新娘怎能不熱淚盈眶、遐想聯翩？在新中國的文學人物畫廊裏，何曾有過這等文學形象？
而在《人與獸》中，抗日英雄爺爺被日軍抓到北海道當勞工，因不堪折磨逃進深山老林，靠撿野果和偷農作物維生，「人是他最怕的，也是最思念的」。有一天，爺爺在玉米地裏發現了一個日本農婦，撲上去剝她的衣服，「一串串骯髒的復仇的語言在耳朵裏轟響：你們姦殺了我的女人，挑了我的閨女，抓了我的勞工，打散了我的隊伍」；「我和你們有血海深仇，哈哈，今天你們的女人也落到我手中了」。接下來是淫穢的語言，但再接下來，爺爺鋼槍一樣的身體突然軟了，因為看到了日本農婦內褲縫著「一個令人辛酸的黑布補丁」。而他被侵華日軍殺害的妻子的內褲上也綴有一個同樣辛酸的黑布補丁。
擊垮爺爺的是辛酸的力量，更是全人類的力量。爺爺不可能知道雨果這位法國大作家，但同樣具備「個人之上是群體，群體之上是民族，民族之上是人類」的人道主義情懷。至於內褲上的黑布補丁，它是世上所有窮人家、終生操勞的妻子們和母親們的共有之物，是至死方休的愛心象徵；當然，它也是所有軍國主義者、冷血富豪、貪腐權貴罪惡的證據。
獲諾貝爾文學獎後，莫言飽受「詬病」的不只是他共產黨員的身份，尤其還抄寫過毛澤東的「延安文」。但莫言究竟是左派？或是自由派？讀他的所有作品特別是長篇《天堂蒜薹之歌》，答案一目了然。莫言講述蒼天巿天堂縣發生的一起攻打政府的群體性事件。被告農民在法庭上根本不理睬法官的問話，再三表示「我恨你們」或「政府，你們可不能官官相護」。
令人意外是，法庭辯護席上站出一個年輕軍官，「我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正營職教員」。軍官嚴厲指責政府向農民徵收苛捐雜稅，農民高呼打倒貪官污吏寄生蟲，是覺醒進步表現，並不構成反革命煽動罪；「難道貪官污吏不該打倒？難道官僚主義不該反對」？
青年軍官特別指出，已淪為被告的父親在解放戰爭期間，曾參加擔架隊，跟隨解放軍一直打到江西，榮立過一大功、二小功，「這樣的一個人，怎麼竟變成一個罪犯呢？他對共產黨感情是深厚的。為什麼為了幾把蒜苔，就去砸搶共產黨縣政府呢？」青年軍官表示，「一個政黨，一個政府，如果不為人民群眾謀利益，人民就有權推翻它」；幹部和官員變成了騎在人民頭上的官老爺，人民就有權力打倒他們！
但是，軍官又說，「我自認並沒有違反四項基本原則，我只是說：如果是那樣！事實上，中國共產黨是偉大正確的，是全心全意為人民的。經過整黨，黨風正在好轉。天堂縣的大多數黨員幹部是好的」；「群眾也不是完全公道的，他們往往把對某個官員的不滿轉嫁到更大範圍內。但這不也是提醒黨和政府幹部與官員更加小心，以免危害黨和政府的聲譽嗎？」
以「清流」的身份發言
作者莫言一邊在摧枯拉朽，一邊又在力挽狂瀾，始終以執政黨「清流」的身份發言。如此看來，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後，一些人追究他與官方和體制的關係，豈不多此一舉？這不禁讓人想起德國文豪歌德，他曾在魏瑪公國擔任部長等要職，同時也一直在文學界和思想界享有崇高地位。馬克思甚至說，「我們應該感謝歌德，因為他像烏一樣躲進了他那掛著勳章的部長禮服」。十月革命後的文化部長盧納察爾斯基也說，俄國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苦役的地獄之火燒傷以後，開始恭維專制和正教，但他仍然是真誠的，「只有對心理學無知的人才會說，陀氏真地完全屈服，歌功頌德了」；而他只是「遷就了現實，但是絕沒有撒謊」。莫言今天也在走這條路：他是體制內的作家，但卻比體制外作家更能深刻批判體制；他看似遷就了現實，但卻顯現了更深刻的現實；他想像一個荒謬的世界，但卻不撒謊。他是作家，就用作品來說話，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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