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看雲起時
進大學
高考放榜，約二萬三千多學生考得資格，進入本地大學。
消息傳來，已令人沒有什麼感覺。因為，不但香港，西方許多國家的大學，由於教育的商品化，學生不再被視為學生，而是教育商品經學費現金交換之後的「服務對象」。也就是說，學生變成消費者。
此一現象，因所謂「中國崛起」，未來必然擴大。土豪大軍不但殺去倫敦巴黎買名牌貨，也湧入西方大城市炒熱房地產。他們繁殖的下一代，由於土豪也好、蝗蟲也罷，不管你叫什麼名稱，可憐天下父母心，他們也想子女得到世界第一流的教育。
土豪嘴巴叫愛國，心裡都明白，子女萬萬不可以接受「愛國教育」。早在十年八載以來，英美的大學已面臨中國留學生大量申請。由於英語是強勢世界語言，德國和法國的大學雖然有國家政府補貼，學費便宜得多，但中國人的下一代，還是一窩蜂熱湧往英語國家。
中國十四億人口，愈來愈多人「富起來」。可憐英美、澳加，哪裡有這麼多大中小學學位，讓中國人來佔讀？當西方經濟旺盛時，英美的教育機構，還可以維持一份專業的尊嚴。今日土豪已經組成英國寄宿學校考察團，家長穿金戴銀，一身名牌，走進寄宿學校，詢察環境、手機錄影，肆無忌憚，許多學校校長忍氣吞聲，因為英國寄宿學校面臨本土學生下降的危機。
因為英國本土的寄宿學校，五十年代以來，主要為英國子弟而設。英國中產階級付很高稅，其子女半數入政府學校，寄宿學校的英國學校，父母本來是本土貴族、去中東採油和其他工業的行政人員或工程師。近年英國在海外投資開始萎縮，中東油田的訂單，落在中國之手，則英國在海外的高薪打工仔人數減少。他們本來將子女送去本國的寄宿學校，現在這個「市場」萎縮了，理所當然，海外學生的比例增加。
教育逐步淪為一個「市場」。大學生自視為「消費者」。格林威治大學一個教育管理學專家指出：去年，英國的大學收到二萬宗大學生的「投訴」。投訴氾濫，因為西方左膠主政，覺得大學生也有「人權」。不適當的「人權」高漲，由大學生評核教授的「表現」，如同將大學變為酒家餐廳，由食客來「評核」主廚和服務。後果必然是禮崩樂壞，教師的綱紀不張。
英國的專家呼籲：大學生可不可以不要那麼幼稚，勿將大學當做普通的「學校」。交了學費不是大晒，進大學主要是自己發揮好奇心和讀者的興趣。你的表現差，教授給你不及格，天公地道。但許多大學生為求順利畢業取得文憑，「先下手為強」，讀書交學費時表現一副囂張狀態，以「投訴教授表現」，先聲奪人，若教授將之「肥佬」，即視之為「政治事件」。
英國專家要求英國的大學生要矯正這等心態，要參與教育生活，虛心學業，而勿視為「付錢購買教育服務」的受惠者（ As a learner, not just a recipient of a service in return for cash）。
但英國大學，財政壓力巨大，政府撥款不足，大學只能「市場化」。第二世界的官二代，得到牛津哈佛學位，回到他們國家，將來繼承權力，身居高位，與同樣是牛津、哈佛「校友」的英美官員打交道，簽署貿易合同，那時「校友」關係就可以「哈哈哈」簽署得特別鬆手——這一點，英美對於本國的利益看得很長遠，這就是許多權貴子女為何英文不怎麼樣，一個個都是哈佛牛津的理由。
西方的大學正在自毀長城，香港特區當然更糟。香港的什麼「副學士」、「校外進修課程」，早已是一盤生意。香港的許多大學校長，做了大陸的人大政協，尚未靠攏的教師則有時發表幾篇評論，又遭到特首夫人以「牛角」手勢大罵冷血、麻木、無知。香港的所謂「大學教授講師」，有幾多尊嚴？大學中學化，教育商品產業化，為增加學費現金流量，大量招收北面的研究生。香港的大學成為一個「產業」，其中的業界人士，言行又多爭端，今年能考進大學的高考畢業生，有什麼可以值得慶賀？難怪令人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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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之亂
梁振英向北京提交二○一七政改諮詢報告，將「公民提名」定性為「值得注意的一股民意」。梁班子沒有站出來否定「公民提名」，而是將問題卸給「其他團體意見認為」，也就是說擊鼓傳花，將這隻燙手山芋 pass給了北京。
中共如何感受，難以估量。以「行政主導」的原則，此一報告應該由梁班子將公民提名扼殺在「萌芽狀態」，打掃乾淨，才交由中國過目。現在等同一九八九年趙紫陽會見戈巴卓夫，在中央台的直播新聞裡強調「現在中國最高的話事人，還是鄧小平同志」。在天安門廣場的一片示威亂局中，鄧小平看了龍顏大怒，覺得趙紫陽在暗中「卸膊」。趙紫陽的先例，顯示在中國人社會混政治，傻仔固然會覆滅，太精了也不行，因為今日是資訊爆炸的世界，互聯網興盛，任何精仔玩什麼語言或行為藝術，總會有其他人在旁踢爆，循各種渠道打小報告。佔中風暴，梁特首在理論上可以置身事外，但危機當前，要中方赤膊上陣，與全香港為敵而宣戰同在這個時刻，絕對不是北京主人心中第一願望。
今日中英局勢，與一九八九年六月期間，實行戒嚴不遑多讓。當年是鄧小平與趙紫陽半分裂為兩個司令部。趙紫陽那一邊有胡啟立、田紀雲、半個喬石，還有一眾知識分子智囊。鄧小平那一邊則是一批老革命，還有幾條槍炮。最終是槍桿子決定勝負。趙某雖然是軍委第一副主席，但調兵遣將，沒有權力，鄧楊有此權威，但最終楊尚昆借天安門戒嚴出兵，暗中擴大軍權。鄧小平先鬥倒趙紫陽，最後也將楊家將搞掉。
香港的局勢與大陸形勢掛鈎，是香港的一場豪賭。不錯，知識分子帶頭違法，確實有點於理不合。但香港十七年來，事實證明，已經不再是一個說道理的地方。梁班子如果不想佔中發生，不是作旁觀者，而是及早為他的主人拆彈。拆彈不是不斷用警務處長和其他鷹犬型人物出言挑釁，為局勢加溫，而是實實在在推行一些改革。
譬如，如果梁林鄭口口聲聲說「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那麼你身為「行政主導」，可不可以主導出一個在公民提名之外能有廣泛代表性的辦法？梁林鄭既然認為提名委員會一千二百人這個團體要有實質的權力，不能繞過去，那麼為何提委會的組成，特區政府一無所為，而要由早已應該退休的梁愛詩不斷以權威身份，聲稱提委會的組成辦法，與特首提名委員會類似？
梁愛詩是「基本法」委會員的首領，不是政府首長級官員。梁林鄭無所作為，中方只有叫自己的乾女兒梁愛詩出來宣示立場。如果不想佔中，特區政府有義務和責任，提出妥協的辦法。例如提名委員會擴大至一千六百人，甚或二千四百人，將「餅」做大，然後看看這個大餅如何放麵粉、牛奶、牛油、糖，如何以民主的精神做好這個提委會的大餅。
提名委員會如果照從前一半的結構組成，即是由中方決定其中的材料。梁班子如果要「行政主導」理應提出：如果沒有公民提名，則提委會如何組成，可以大肆改革。例如為什麼代表影藝的提委會是高志森，而不可以是黃秋生或何韻詩？又或者香港有許多外國商會，為何不可以加滙豐、花旗銀行、渣打、太古、美商會、澳洲商會的代表進入提委會？不錯，將這些「外國勢力」公然引入提委會，或犯中國之大忌。但是，這些外資加起來，在香港的總值也至少有超過千億，他們不是香港這個國際商貿城市的一大「持份者」？又譬如，法國紅酒生意，近年香港中介興盛，香港的法國商貿僑民多達三萬，這不就是中國和歐洲貿易關係沖積而成的一個新的人口三角洲？為何法國商會不可有代表進入提名委員會？
「基本法」只「規定」主要官員必須由在外國沒有長期居留權的中國人出任，但沒有說明提名委員會須清一色是中國籍。正如「基本法」沒有規定行政會議都要清一色是黃種人，所以前特首曾蔭權一度提名海洋公園的盛智文進入行政會議，但中方以「種族膚色的外國勢力」為理由，予以否決。到今日，當盛智文展示猶太人的管理專才，將海洋公園建得成功，「中國人當家作主」眼紅症爆發，過橋抽板，又將盛智文換掉。
如果香港真是一個國際城市，有四海三江的胸襟。如果認為近十七年香港過於「政治化」，應該回復純粹的經濟城市，則香港特區的提委會完全可以從頭改組，真正實現百花齊放、華洋雜處的局面。香港沒有漁業，也沒有農民，「漁農」這個界別保留來做什麼？論社團之影響力，渣打和太古又豈能與北角的福建鄉親會相比？
中國是一個小農政權，心眼狹窄，拒不接受，不足為奇，身為香港特首，應顧及香港這個國際城市的最大利益向大陸爭取。問題癥結正在於此：十七年來，香港的特首絕對不是有胸襟、有見識、有膽量的真正「高度自治」特首。香港的首領，只能做 yes man。這就是十七年醞釀谷爆，佔中愈來愈有可能發生的唯一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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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城堡
今年書展，邀請了法國流行名作家霍恩金勞（ David Foenkinos）來香港。霍恩金勞不是英國的霍金。文學家不同科學家。霍氏的小說，十年來在法國備受追捧，文藝愛情寫出網絡時代西方都市男女的二十一世紀風情，而且筆觸輕鬆，只不知港人下一代有此欣賞力否？
書展不應只一味迎合大眾，也要有品味的領導。香港和法國之間缺乏文化交流。香港人今日受大陸暴發農民影響，對法國的認識，除了紅酒，只有那幾款時裝品牌。去到法國巴黎，只有香榭麗舍大道、春天百貨公司，或大陸人土稱之「老佛爺」一帶才會見到大量強國人與香港人。你跟他說作家霍恩金勞，他說：是不是「金勞」？除非離開巴黎的第一區或十三區，到法國的小鎮，蝗蟲式的喧嘩，感謝上天，即刻絕跡。
七十年代香港人戀慕英法，推介法國文學與電影，卓有成就。楊凡先生的花生影社租用利舞臺放映法國電影「故夢」，將法國影像的藝術唯美帶來香港，對提升殖民地品味建了一功。
還有杜魯福電影，亞倫狄龍風潮，還有一個動作片巨星尚保羅貝蒙多，還有法國喜劇演員積大地。那時香港有幾個作家，開負笈遊學法國之先河，在法國租住公寓，日日吃長麵包，給香港的報紙寫風流稿，生活亦無問題。
那時法國文化協會在麗的呼聲大廈，告士打道海皮，樓下是麗的電視的辦公室，英資和法國文化完美結合，香港人在七十年代本土意識抬頭的同時，當大陸的共幹還沒學懂貪污而送子女去英國的寄宿學校之時，不錯，香港人真的高人一等，因為大陸中國人在讀「毛語錄」，而香港中產活出了一段波希米亞和小資產階級的風流。
當年香港書院仔畢了業，除了英美，去法國留學也不在少數。已故學問中人邱世文，不也是本地名校畢業，然後不信邪，去法國讀了幾年哲學？香港的托派人士，早年也曾留學巴黎，回來之後，開辦二樓書屋，弘揚共產國際「文化」。今日的長毛，正本清源，其實是法國文化的副產品。
今日法國，由於人口有十分一是伊斯蘭裔少數民族，政府的社會福利濫廣開支，巴黎不復柯德利夏萍與海明威時之神采。今日巴黎漸失六七十年代戴高樂時代的典雅和精緻的文化特色，「國際大都會」的氣派又不及倫敦。法國人要在巴黎以外，才見真性情：他們在悠閒之中，還會穿衣服。法國人並不是都那麼冷冰冰，拒人於千里之外，法國人會喜歡外國人說法文。畢竟，二百年來，受到英國欺壓的烏氣，法國人有一股情意結。
一千年前，英法本是一家。英國最早立國，源自法國北部諾曼第。開國國王「威廉征服者」就是由諾曼第渡海向北上岸的。「法國」這個名稱像「中國」一樣，是近代才有的事。諾曼第最早，是公元九百年丹麥挪威的北歐維京海盜，本來南下要劫掠英國，但當時英國的阿爾弗王用武力驅趕，維京人無奈，繞過英格蘭，順大西洋南下，在諾曼第登陸。法國西北部的諾曼第和小不列顛尼，嚴格來說，像蘇格蘭和威爾斯一樣，本來不屬法國高盧族人的後裔，他們是維京後代，最有資格獨立。
法國真正的風景是數以百計的古老城鎮。法國人對古蹟的保護不遺餘力，不像今日中國「農村城鎮化」， GDP壓倒一切之外，凡屬舊建築一概拆毀拆光。法國的出口，除了紅酒和時裝品牌，只有一點核電和國防高科技。美國勒令不准歐盟向中國輸出高等軍事技術，法國汽車又早已落後於競爭。法國人今日最大的主顧，自然是除了狂掃名牌之外，對其他無所興趣的中國市場。
法國華人本來結構單純。第一次世界大戰，袁世凱派了一批華工往法國做後勤，他們的後代在法國開餐館。然後四十年代，來了一批民國知識分子，像黎烈文、李治華、程抱一。三十年前我初到法國，結識了前中央社記者周慶陶。當時周先生已退休，在巴黎大學兼課教翻譯。他穿一件黑背心、白襯衣，活像十九世紀末的法國知識分子，周氏夫婦待人和藹。我回英國讀書後，他偶有來信，有時兩夫婦驅車南下，還寄給我一張明信片。今日我記得他們尋訪過的地方，重臨法國，心覺物是人非、歲月催人，因為周氏夫婦早已仙遊，而這個世界風景雖殊，然山河有異，也是另一番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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