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夏志清 - 張昌華
我結識夏志清先生十多年間，先生賜我二十三通手札。斯人已去，重溫夏公手示，字裡行間充盈的是一個「忙」字。我曾問他緣何將散文集冠名《雞窗集》。他說：「『雞窗夜靜開書卷』，雞窗即是書寓的代名，我生肖屬雞，差不多每晚兩、三點鐘『雞窗夜靜』之時，我不在讀書，即在寫文章、打字，而且往往兩、三點後才入睡，那正是古代農村社會雞鳴起床的時候了。」而寫這封信末句正是歲末「已夜深二時，不寫了」。（二○○四、十二、三十）。夏公的書房獨特，「我的書房內有五隻大小不同的書桌，有些抽屜不常動用。所有的桌面上堆滿書報雜物，一年難得清理一次」。「隔幾天我即八十三滿歲，要做的事太多，反而忘卻了」。（二○○四、一、二十九）年高、健忘、又忙，不可避免地有點「亂」，故導致不少類似騎驢找驢的喜劇。某年，我寫了篇《夏志清的人文情懷》寄請他指正。久不見復，我追詢，他說「遍翻不見」，囑我重寄一份。不幾日，忽接來函：「上星期我清理了一次，忽然發現吾兄六月六日毛筆大函尚未開閱，自感慚愧不堪。」又云：「說出來你不會相信，我有恐懼拆信症。今天下午覺得積信實在太多了，只好一一處理。」
夏公是老頑童，他還跟我玩過「將功贖罪」的遊戲。那算是他對沒及時拆我的信的補償：「自感慚愧……我更覺得不好意思了，將功贖罪，先寄上照片四幅」；繼而又寄來幾張，有一幅特大，竟是哥大出版社以他的大頭像作《夏志清論評中國文學》封面樣稿送我留念，還題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話。
我寫給夏公的信都用毛筆，他復信云：「兄每給我毛筆信，讀來總感到特別快慰。來美後，我已五十多年未提毛筆寫字，也應該抽出些時間來練字了。」聽他這一說，我求字慾望陡生，遂寄去一函《北平箋譜》，請他方便時為我寫幾行字。復信云：「《北平箋譜》名貴，兄送我上好的信紙，正好要用毛筆試試。」接着又大發感慨：「美國的生活，一點也不閒率，心境不對，不宜磨墨寫字。等有了閒情逸致再寫毛筆字如何？」並表示「一定要寫」。可是三年過去了，他與我玩「躲貓貓」。因我有此雅好，當舊話重提時，老人家向我訴苦了：「或硯台找不到了」、「或磨墨太煩人」、「或桌面太小」等。後見他來信中說：「您稱弟為『不老的夏公』，在八十年代我可以熬夜工作，的確不覺得老。九二年得心臟病後，無論如何是個老人了，每天量血壓多次，夜間兩點鐘就一定要上床了……等哪一天有閒清理桌子，我一定寫封毛筆信呈兄留念也」（二○○六、十、十二）自那以後，我再也不好意思向他求字了。
「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是批評家夏公一生的不懈追求。其《中國現代小說史》顛覆了主流文學史，從歷史的枯井中，將被珠埋的錢鍾書、沈從文、張愛玲和張天翼發掘出來。捧紅了前三位，尤其是張愛玲。其實，他的文學批評風格歷來如此。我曾受友人託請，向夏公打聽林太乙的住址。先生說他們相識，林也到他舍下小敍過；但友情不深，還有件傷感情的事：「一九六五年，美國《東方學會季刊》約我寫書評，評的是Lai Ming君所寫的一本《中國文學史》。弟一九六二年剛進哥大，勤於寫作，有人叫我寫書評當然一口答應。我不知Lai Ming為何許人，發現他這本書寫得很壞，錯誤百出，我就寫了篇嚴厲的評文。評文刊出後，才知道黎明乃林太乙之丈夫，語堂先生的乘龍快婿，而且書出版以前語堂曾加以審閱過，所以一篇文章出來，得罪了三個人。」（二○○三、二、二）即令如此，他還是將林太乙的地址告訴了我，而且為我指點迷津：「兄可直接寫信給她，信封外皆可用中文，太乙中英文皆好，寫了英文小說，往往有自譯的中文版出版。」（同上）
夏公好打抱不平，對虹影在《K》中的黃色描寫，他認為「這種作為是不道德的」。同時，他很新潮，甚可說可愛，勸陳小瀅自己寫她母親同洋人有一段情的始末，「以正視聽」。他為人率真，他捧沈從文，因劉文典曾看不起沈從文，所以「我一直對他（劉）反感甚深」。當他讀了我的《還有一個劉文典》後，對我說：「不知此人也有些真才實學，也相當可愛。」他對我文章中出現的把吳曉鈴寫成吳曉玲的錯誤，也毫不客氣地批評。
夏公是位「談吐隨意，作文謹慎」者。在與記者訪談中，他為褒或貶某人或事，喜用口頭禪「一塌糊塗」，談自己的也往往會冒出「我真是天才」、「我真是聰明」之類的話，不免給人產生「高調」、「自炫」印象；但就他致我的二十多封信中，真的一點也看不出。他為人平和、親切、厚道、寬容、老頑童味十足。就當年他赴美留學，胡適見他是滬江大學背景，寫推薦信不熱情。後來，他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一炮打響，兄長夏濟安多次勸他給老校長胡適送一本，他終不肯。我在寫他的文章中，批評他是在與胡適「憋氣」，顯得「小家子氣或小孩子氣」，他讀了之後並沒有辯駁或不高興，回信只說：「我生胡一點小氣，即他小看了我，認為我不必申請哈佛、耶魯。一九五一年我即將拿到博士學位前寫封英文信給胡先生，告知他即將拿到Ph.D，在求職方面可否幫忙。此信胡未復。我也有些生氣或失望。」（二○○四、十二、三十）直到三年後，他在信中才說當年不送書給胡適的另一半原因，是朋友W將「現代」擅譯成「近代」，「我很感不愉快，覺得丟我的臉」，他說，一般人「現代」、「近代」亂用沒有關係，而我用了，讓胡適、林語堂先生看了會笑話。「所以不想把書寄呈兩大師……只是有苦說不出而已」。他還告訴我，至今他都沒向那個W明說這件事，「免得他生氣」。（二○○七、一、二十九）對曾經給他有過些微幫助的人，他常念不忘。陳子善先生對他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等書在大陸出版鼎力相助，他在致我的信中多次表示感激之情。夏公尊重同行，《中國古典小說》（中譯本）出版後他致函於我：「兄把譯者姓名放在每章結尾括號內，可能對胡益民（譯者，筆者）諸君有些不太尊重。但給人的印象，書好像是夏某自己寫（譯）的。」夏公樂於助人，樂到主動「多事」。他知我與周有光、張允和先生熟悉，當《合肥四姐妹》英文版在美一上市，他便熱情向我推薦：「上星期我在《紐約時報》星期天書評周刊上，看到一篇評合肥張家四千金傳的一本書，題名《Four Sisters of Hofei》。作者金安平，約20年前是我的學生，……兄對張家姊妹大有興趣，可買一冊請朋友審閱，譯成中文」，又說如無書，他在紐約代購。還附上《紐時》書評供參考。 （二○○三、二、二）
還有一件事鮮有人知道。夏公當年寫《中國現代小說史》時，限於資料，沒有讀到蕭紅的作品，後來讀了，「發現蕭紅好得一塌糊塗」，他想做一篇專論，正巧葛浩文那時正以蕭紅為題做博士論文。夏公說他如搶先發表，葛浩文的論文必然就受到影響，因此，他改寫端木蕻良。
細微之處見精神。夏志清致我的私信的細微末節中，我們或會讀出「夏判官」的可敬與可愛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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