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孚先生在他的年代，有辦報紙的才華。
其主編的「新晚報」，星期五有半版「人物誌」，介紹國際時事人物。副刊更像一張長桌子的自助餐，除了武俠、言情各類小說，還請來舊北平文化人蕭銅，寫一個專欄，叫「四空閣隨筆」，講民國北平的京戲、澡堂、大欄柵遺事；還有松本清張的推理小說中譯，還有一個專欄，教人自學木工，造家居的小傢具。
羅先生辦的報紙，風格活潑，因為下午出版，顧及下班人士感受，趣味而博覽。除了新聞，由文藝小品到社會學理論，莊諧並致。在那個年代，有渡海小輪，時間充裕，而且不像今日之口腔腸胃加iPhone之絕對飲食消費，人能靜下來思想，年輕人在海港，三兩並肩，憑欄遠眺遠方的雲海。
直到大陸「文革」的魔咒傳諭下來，一份好好的報紙才開始發瘋。當毛澤東死去，「祖國」又稍平靜下來，羅先生又有得大顯身手，沒想到，此時卻輪到個人政治出事了。
羅孚如果能像查良鏞，自己出來，也辦一張報紙，一定成功。這樣羅老先生不但下半生不必陷入什麼間諜案，不必「反思」這樣，懺悔那樣，而且能過豐裕的生活，而且能做一個自由人。
對於一個創作人，或喜愛文學、歷史、哲學、藝術的人，自由是最寶貴的，而專制政權，亦視這一類人為天生的死敵。查良鏞獨立辦報，一開張即倡導英國哲人羅素，並亮出英國曼徹斯特衛報創辦人司葛的宗旨：「事實不能歪曲，意見大可自由」。這還嫌不夠，查先生還引用英國哲學家邊沁的名言，指出一個國家，要有良好的政府，而良好的政府不是擁有幾多原子彈，而是要致力令「最大多數的人，在最長的時間，得蒙最大的幸福。」
講出這些話，在毛澤東的紅魔殿之下，在一個集體愚昧狂痴的時代，需要膽識與勇氣，因為黑格爾說，在他的美學論中：「人覺得在神面前，自己毫無價值，他只有在對神的恐懼，以及在對神憤怒之下的顫抖之中，才得到提高。」
查良鏞的明報，倡導的英國式的人文自由精神，與極權的共產中國，就這樣在珠江口外對峙着；而報人羅孚，雖然也尋迷於一時，但最後的澈悟，也令他融入了自由燭光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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