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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we are reading：國債與生命的身體經濟學 - 陳婉容
希臘與歐盟關於債務重組的談判陷入僵局，在前途仍是蒙上一片迷霧之際，雅典民眾卻攜手湧上市中心的憲法廣場，表達了對新政府的支持，還有對一個再沒有緊縮方案的期望。二月的廣場上沒有警察，也沒有路障與催淚彈，民眾走上國會的梯級上，高叫「我們要自由」的口號。新左翼政府的路不易走，然而這樣的群眾支持，還有何處會找到？
三年前四月，七十七歲的退休藥劑師Dimitris Christoulas，在今日雅典群眾集會的同一個廣場上，用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在二十年前退休，勞碌半生積下來的退休金，卻在希臘政府的緊縮政策下被開刀，結果年邁多病的他再也負擔不起昂貴藥費。是如何巨大的不義，才能迫使一個年近八旬的老人以死控訴？在那個春天的早上，他只在國會階級上留下了最後一句說話：「我不是自殺，這是他們對我的謀殺」。
《The Body Economic》的作者，分別為史丹福和牛津公共衞生政策研究員的David Stuckler和Sanjay Basu，在書中訴說了一個又一個這樣的故事。國際金融制度是普通人難以明白的議題，國家債務如何重組？國債又是從何而來？從來難有多少人真正理解。然而，《The Body Economic》把這些宏大的經濟議題，拉回我們最關心的柴米油鹽上，以數據和一個又一個普通人的故事，來告訴我們緊縮不只無助經濟復蘇，且如同一把殺人於無形的利刃，將社會中最脆弱的一群人，如長期病患者、靠退休金過活的老人，依賴微薄福利的窮人，都推向絕望的懸崖。
學術界從來不乏對緊縮的嚴厲批判，諾獎學者Joseph Stiglitz把提倡政府削減福利、減少公共開支的緊縮形容為螺旋般的惡性循環，美國布朗大學教授Mark Blyth在《大緊縮》一書中將緊縮形容為「人類史上最危險的觀念」，然而如何危險？怎樣危險？除了冰冷的數字以外，還有沒有其他量化的可能？《The Body Economic》以國民健康為標準，以嚴謹數據和大量訪問，比較希臘與冰島等陷入經濟危機國家的政策成效。
冰島的經濟危機本來比希臘更嚴重，然而他們在危機後放任銀行倒閉，且採取了跟緊縮相反的政策，將更多資源投入到國民福利上，結果有目共睹──冰島的快速復蘇被認為是奇蹟，但其實令國民不需擔心生活起居，老有所養幼有所依，本來就是刺激經濟的基本條件。結果冰島的經濟危機沒有令自殺率上升，或心血管疾病患病率提高，而實行緊縮的希臘，就沒那麼幸運了。
去年十二月筆者乘留學之便，到同是「歐豬」的愛爾蘭走了一趟。走在路上隨便都見到失業人士掛着「Austerity is killing me」的牌子，那是平凡人對那些從來不會對他們負責的國際金融體系與政策的控訴。資本經濟容易讓我們忘記，國債不只是「欠債還錢」的遊戲，它影響的是千千萬萬人的生命與生計。《The Body Economic》在一片對希臘的指摘聲中提醒我們，GDP從來不曾記錄一個母親為患癌孩子藥費的擔憂，一個傷殘父親因為退休金被削而被迫把孩子送走的痛苦，一個小女孩因為父親失業酗酒而受到的心理創傷。幾個冰冷數字背後的，是無數庸常生命在歷史中乏人紀念的凋零。
陳婉容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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