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3日星期一

負隅頑抗 李克強拍桌子大罵 王岐山亮出底牌 - 阿波羅新聞網

 

負隅頑抗 李克強拍桌子大罵 王岐山亮出底牌
——既得利益負隅頑抗? 國企權貴反制有術 王岐山

阿波羅新聞網 2015-02-24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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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得利益群體就近的一次負隅頑抗,直接將矛頭對準了李克強,以至於李在得知其計劃一直遭到反對時曾拍桌子發火。深諳金融之道的王岐山,已經亮出了底牌,即鎖定長期以來一家獨大的國企、央企,並重點查處「與他人訂立攻守同盟,對抗組織調查」。如此看來,一場你死我活的激烈角逐不可避免。

就在中紀委發出將在2015年加大對國有企業的巡視力度之後不久,關於國企權貴負隅頑抗的消息又開始不脛而走。事實上,問題重重的國企,早已形成了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觸動這一群體的利益比觸動靈魂還難。上海自貿區的設立導致李克強拍桌子大罵,若干國企高層訂立攻守同盟,遊說阻撓改革,甚至藉由各種可能渠道散布反腐終點論、適度腐敗論、反腐影響經濟發展等負面信息。所謂明槍易躲,暗箭難防。面對抱團取暖的既得利益群體,吏治“閻王”王岐山亦不得不連連直呼“壓力大”。

提及攻守同盟,就令人聯想到官商之間建立的隱蔽貪腐模式,這種隱蔽的貪腐現象在中國官場頗為普遍。高官落馬的先例一再證明,正是這些成功商人為高官或其家人源源不斷輸送著利益,既讓對方享受到好處,也可以一身清,維持偉光正形象。反過來,商人亦可以憑藉與高官交好撈好處、謀巨額利潤。比如巨貪劉志軍背後的丁書苗(丁羽心)、薄熙來背後的大連實德董事長徐明,以及周永康背後的四川商人吳兵等。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為商人開通渠道,商人充當官員的錢袋子、白手套。

將以上同盟關係的主角都換作官,並最終圈定在國企央企,同樣存在且危害度絲毫不遜色於前者。早在2012年,被判無期徒刑的南方工業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原總經理王廷偉,有一項罪名就是訂立攻守同盟矇騙檢查。據公開資料顯示,2009年底,國資委到兵器裝備集團進行檢查。王廷偉擔心“有些賬目”敗露,便組織一些“知情者”或不知情的下屬、朋友統一口徑,通過倒簽委託協議等方式將賬面做平,希望躲過一劫。可是,2010年,審計署對兵器裝備集團2009年度財務收支進行審計時,發現了5起重大違法違規案件線索。

既得利益群體就近的一次負隅頑抗,直接將矛頭對準了李克強,以至於李在得知其計劃一直遭到反對時曾拍桌子發火。據媒體披露,李克強力推的上海自貿區計劃曾招致金融監管部門的公開反對。其中允許外國商品交易所建立期貨倉庫的建議,就未得到證監會的支持。李克強反駁稱,在自貿區設立期貨交割倉庫,將有助於上海在很大程度上取代韓國釜山和新加坡在這方面的主導地位,還有助降低中國企業交易成本。同時,李克強也駁斥了銀監會的意見,表示上海自貿區有助於商業銀行試驗如何管理境外銀行業務風險及建立有關機制。中南海內部就上海自貿區計劃的激烈辯論,反映中共新領導層意欲推行經濟結構改革時面臨諸多困難。

推行經濟改革尚且如此,更何況要徹底撬動國企權貴核心利益的反腐呢?中紀委也顯然已經認識到了這股反制力量的潛在危害。所以在加大對國有企業巡視力度,實現對中管國有重點骨幹企業巡視全覆蓋的同時,也明確宣示將嚴懲“搞攻守同盟、對抗組織審查”。十八屆中央紀委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所列的七大重點任務,其中就包括這一項。具體而言,突出紀律審查重點,嚴肅查辦發生在領導機關和重要崗位領導幹部中插手工程建設、土地出讓,侵吞國有資產,買官賣官、以權謀私、腐化墮落、失職瀆職案件;把違反政治紀律、組織紀律等行為作為審查重點,對轉移贓款贓物、銷毀證據,搞攻守同盟、對抗組織審查的行為,必須納入依規懲處的重點內容;以及加大對群眾身邊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查處力度。

與二次全會、三次全會相比,五次全會的部署顯然更為具體全面。此前中紀委通報案件時,也較少採用“搞攻守同盟、對抗組織審查”表述。不過自2014年9月以來,該表述的頻率逐漸增高。比如中紀委通報原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五局副局長高劍雲的問題時指出,“與他人訂立攻守同盟,對抗組織調查”。不久前發布的過年前第二個違反八項規定典型問題“周報”,集中通報了4起有“對抗調查”情形的案件。

中紀委特約監察員、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就此評論道,中央巡視發現的問題中,領導幹部插手工程建設、土地出讓,以及侵吞國有資產、買官賣官等,一直佔有相當比例。因此,中紀委將“領導幹部插手工程建設、土地出讓”列為年度重點,並將“搞攻守同盟、對抗組織審查”納入依規懲處重點,體現的都是“問題導向”,針對存在的問題制定應對策略。

值得一提的是,在針對國企的大規模反腐之前,黨政系統的反腐也曾遭遇規模不等、形式多樣的負隅頑抗。規模大的,有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等貪腐集團的政變圖謀,為達目的甚至不惜對外泄露國家機密;規模小的,有通過拉幫結派組建“第二中央”的西山會、運城幫等等。而在形式上,有停留在言語層面的,比如通過各種渠道散步反腐“終點論”、“拐點論”,以及反腐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等等,以加大當局的反腐力度,攪亂局面;也有將言語付諸行動的,比如有“問題”官員主動對外放風其他高級別官員的貪腐傳言,以轉移公眾的注意力,實現自保。事實證明,不管是何種規模、何種形式的負隅頑抗,最終都未能形成大氣候。

時下,雖然反腐的戰場漸次從黨政系統轉移到國企領域,但是面臨的來自既得利益團體的聯合反制如出一轍,不可避免的。對當局而言,在毫不動搖地打掉一個又一個對抗組織的團伙的同時,也需要尋找從源頭上治理的良方。比如讓訂立攻守同盟者認識到,只要一踏入負隅頑抗的隊列,不僅意味著既有罪責難逃,甚至還要罪加一等。或是通過合理的制度建設,直接斬斷這種攻守同盟訂立的鏈條和實現可能性。深諳金融之道的王岐山,已經亮出了底牌,即鎖定長期以來一家獨大的國企、央企,並重點查處“與他人訂立攻守同盟,對抗組織調查”。如此看來,一場你死我活的激烈角逐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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