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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2日星期日

歐遊尋書記 - 周保松 | 2017-07-02 | | 蘋果日報

歐遊尋書記 - 周保松 | 2017-07-02 | | 蘋果日報

歐遊尋書記 - 周保松

第一天
下午四時多,從倫敦坐「歐洲之星」火車到巴黎,我第一時間想去的,仍然是羅浮宮,雖然這已經是第三次來。
很可惜,我和內子趕到羅浮宮時,大門已關,只能在玻璃金字塔下的書店逛一會。這家書店是英國維珍公司開的,設計得很不錯,書多,音樂又好聽,教人捨不得走。
在一家希臘餐廳吃完晚飯後,我們在塞納河邊散步。河上有一行人橋,人們三五成群,在橋上或坐或躺,拿着酒杯,吃着東西,玩着遊戲,橋下的遊船則穿梭不停,真箇是橋上橋下各有風景,一片悠閒。
過了左岸,沿着河邊走,很快便到無人不識的莎士比亞書店。這家書店由美國人惠特曼(George Whitman,1913-2011)於1951年創辦,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容許那些落泊巴黎卻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作家、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免費留宿書店。惠特曼稱呼這些留宿者為Tumbleweeds(風滾草)。他們雖然不用付費,卻要做三件事:每天讀一本書,每天在書店幫忙幾小時,以及留下一頁個人自傳。
從書店成立開始算起,據估計,最少已有三萬人曾在這裏留宿。難怪惠特曼曾經很得意地說過:「莎士比亞」其實是偽裝成一家書店的社會主義烏托邦。
那天我們去到時,人並不多,書店兩層密密麻麻全是英文二手書,種類齊全,質素也不錯,足以讓人消磨一整天。上到二樓,有十多人正在舉行讀書組。我不便打擾,遂在遠遠一角找個地方坐下來,靜靜看着這迷人的風景。
第二天
巴黎炎熱,萬里無雲,陽光猛烈。
一早起來,在街角的咖啡店吃了個簡便早餐,然後決定去蒙帕納斯公墓(Cimetière du Montparnasse),那裏葬了二百多位法國名人,包括藝術家、哲學家、詩人、政治家等。
最多人參觀的,是沙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和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的墓。他們的墓很易找,因為就在正門不遠處。兩人合葬在一起,簡潔莊嚴,白色墓碑上就寫着兩人名字和生卒年份,別的甚麼也沒有。
沙特和波娃1929年相識於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在該校著名的哲學教師資格考試中,沙特得第一,波娃第二,從此成為終身伴侶,開始傳奇一生。沙特後來成為著名的存在主義哲學家和文學家,寫了《存在與虛無》、《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嘔吐》等作品,獲頒諾貝爾文學獎,但卻公開拒絕接受。
沙特同情社會主義,曾先後訪問蘇聯、中國和古巴,並和捷古華拉見面。他也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成為二戰後法國影響力最大的公共知識分子。1968年,沙特因為支持學生運動而被捕,戴高樂總統赦免了他,並對人說:「你不會逮捕伏爾泰」。
沙特晚年曾被問及死後希望如何被人記起,他說:「我希望人們想起我時,會想起我所生活的年代,以及我在其中如何活着,即如何以一己之力努力實踐我的諸多抱負。」(大意)他逝世時,數萬人前往弔唁。
波娃和沙特密不可分,但同時活出了自己精彩的一生。她在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成了女權運動的經典。在書中,她借用沙特「存在先於本質」的想法,指出所謂的「女性」特徵,並非天生,而是社會建構。波娃寫了不少小說,其中《達官貴人》獲頒法國最高榮譽的文學獎。沙特死後,她出版了《永別:向沙特說再見》一書,又將沙特給她的書信編輯出版。
當天墓園很靜,遊人疏落。兩人的墓碑下,放了一盆紅色小花,旁邊有一本沙特的著作,還有一些小字條,用小石壓着,是瞻仰者留下的。我抄了幾張:
"We owe what others make us, and thank you for that."
"Existence is our ticket to grasping the universe as it was, is and will be after us."
"Simone, you woke me up to rights of women."
我在墓前駐足良久,不禁想起九十年代在中大修讀陳特先生的「存在主義」時,大家在導修課一起討論《嘔吐》的情景。
下一位我要找的,是貝克特(Samuel Beckett, 1906-1989),著名荒誕派戲劇《等待果陀》的作者。這部劇,目前還在倫敦West End上演。Beckett和妻子也是葬在一起,墓碑上有人給他留了言,問:"Mr. Beckett, are you still waiting for Godot?"
最後一位我要致敬的,是阿隆(Raymond Aron, 1905-1983)。阿隆是當代法國另一位重要思想家,但和沙特不同,他是一位自由主義者,寫過《知識分子的鴉片》,嚴厲批評以沙特為首,同情蘇聯和共產主義的法國左翼知識界。他在自傳《入戲的觀眾》中,對當時法國知識界的情況有很多精警描述。
阿隆和沙特是高等師範的同學,在1928年的資格試中,他考了第一,而沙特卻不及格,要來年再考。兩人早年曾經緊密合作,後來卻由於政治立場而徹底決裂。阿隆除了在大學教授社會學和哲學,還在法國大報《費加羅》寫了三十年政治專欄,影響深遠。
阿隆葬在墓園最偏一角,我按圖索驥,找到了位置,卻怎樣也發現不了他的墓址。我來來回回搜索,最後才發覺他不是獨葬,而是和他的家族埋在一起,墓碑上寫着Famille Ferdinand Aron,然後是一連串名字,排到阿隆時,名字只能刻在平放的墓板上,字跡模糊,幾不可見。
阿隆的低調,和沙特的張揚,形成鮮明對照。
拜訪完這幾個人,三小時已經過去。離開墓園,我在街角找了家法國「茶餐廳」,點了個午餐,再叫了杯啤酒。巴黎正午,天氣熱得可以。我喝着啤酒,看着街景,一個人發了好一會呆。
吃過午餐,我決定去羅丹美術館。1996年我去過一次,這次再去,最想看的,還是那個靜靜立在花園中的「沉思者」(The Thinker)雕塑。
看完羅丹,我順道到幾步之遙的巴黎傷兵院,拿破崙葬在那裏。在宏偉的圓拱頂之下,拿破崙巨大的靈柩置於中間,非常壯觀,像帝王一樣,但我並不特別喜歡,因為覺得這種排場和法國大革命追求平等的傳統,實在有點格格不入。
摘自:周保松,《在乎》(牛津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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