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在中國（國際學校）時我有個美國老師，2009年6月4日他跟我們講六四這個話題，當時我是班上唯一的中國人，我說不知道六四是甚麼。我一直記得那節課。」這件在中國大陸沒有機會了解的事，就這樣在Beryl心裏種下疑問和好奇。
■Beryl（左）及Melissa為10分鐘的話劇籌備了半年。
採訪親歷者寫劇本
16歲來自上海的Beryl現在加州讀中學，她與17歲來自台灣的同學Melissa一起參加美國中學生NHD國家歷史日的比賽，短短10分鐘的話劇，她們籌備了半年，除了網上查資料，還透過電郵聯繫到五名當年的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進行採訪，再將這些親歷者的經歷和感受寫進劇本。她們曾問一些敏感的問題，包括「你覺得你作為學生領袖對這悲壯的結果有沒有間接責任？」
「親身經歷跟書本上寫的、網絡上查的會有不一樣的一面，問他們的問題都是我們最想知道的。」Melissa說在台灣課堂上也教過天安門事件，但她印象不深，這次最震撼是看學生唱着歌離開天安門的畫面：「他們不是為了自己，是為了他們的國家甚麼都不怕，那個畫面很震撼。」
州賽區前兩名可以參加國家比賽，她們的話劇獲第三名。應《蘋果》記者要求，她們在車房裏重演了一次。「中國我為你感到悲痛，因為你錯失了一個不會再回來的機會！」這是扮演學生和知識分子的Beryl的對白：「我覺得天安門事件對中國存在非常大的意義，是中國歷史上的轉折點。如果當時學生們成功的話，中國就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中國任何一個網站搜索六四都是沒有結果的，教科書也完全沒有；中國的很多同學完全不知道。」
一中一台的兩個少女也有意見分歧，她們將分歧也寫進劇本，扮演政府的Melissa說：「我有時候會想真的有可能順從學生那一方面那個晚上就變成民主麼？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直向政府施壓，不答應要求就絕食，會不會令政府覺得不用軍方壓的話，這群人會越來越亂？」「我覺得至少那是一個開始（對於民主）。當時那些學生真的覺得他們能改變歷史。我們都是過後來看了，這些學生犧牲生命，覺得很可惜。」Beryl這樣說。
【本報訊】哈佛新生選修課「六四課程」從2010年開辦起至今已是第四年，創辦人何曉清博士是89年「省港大遊行」隊伍中一個普通廣州中學生，她接受《蘋果》專訪時說：「為何還要記着這件事？因為這件事從未結束。中國社會一直帶着這個傷口走了25年，無論知不知這件事也受到它的影響。執政黨有辦法壓抑一段歷史、竄改一段歷史、沉默那些想將歷史真相說出來的聲音，而隨之而來的是，社會、政治、經濟、心理的所有扭曲。」
「一些中國學生會說：『我們中國有好不同的社會、政治、文化背景，不可以有你們這樣的民主，否則社會會亂』。美國同學就會說：『這豈不是種族歧視？為何中國人不可以有民主？』很簡單很直接。」哈佛「六四課程」課堂上有各種文化差異、各種不同看法，何曉清鼓勵爭論、辯論：「因為這就是民主社會。你可以不同意我。」
大陸學生在堂上哭
課程重要一環是到哈佛燕京圖書館看六四檔案，看當時物品如鎮壓留下的血衣；看照片，從早期民運學生充滿希望的笑臉、到後來被坦克壓成肉餅狀的遺體，何說：「很多學生都會受不住、作嘔要走，這對他們衝擊很大，他們覺得『和我們一樣十多歲充滿希望的學生，為何會變成這樣』。當然也有一次，有個中國來的學生，不願看不願聽這些，全程轉身。」
作為一個教育者，最令她鼓舞的是看到大陸學生有所轉變：「這些年輕人只要有機會給他了解的時候，他們並非想像中的漠不關心，他們一樣會激動，甚至在課堂上哭，一個北京來的學生說：『我每日都走這些路，日日都經過，為何我從來不知道我成長的地方發生過這樣的事。』」
何曉清1998年移民加拿大，博士以及其後的研究到現在的教學工作都圍繞六四。十多年研究結晶、她的書《天安門流亡者：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近期面世，封面用了香港維園燭光：「我覺得香港人就是天安門精神的延續。對抗強權就是記憶抗拒遺忘的鬥爭。每次做到灰心時，見到維園燭光，就知道我不是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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