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要尋回民間中國論述
香港的國民教育爭議，呼喚尋回近年流失的民間中國論述——用民間觀點，尋找一個全球中國人都認同的價值觀與論述體系，超越一個政黨﹑一個政府，也超越一場選舉和一些媒體的操控。
香港的國民教育爭議，上升為政治危機與文化危機。在反對中國大陸黨國體制教育內容移植到香港學校之際，在絕食學生的激情和悲情交織之際，香港社會出現一股「去中國化」的逆流，再加上九月九日的立法會改選，在泛政治化的浪潮下， 香港人面對這場爭議的後遺症：香港正在失去中國。
這是充滿弔詭的現象，香港人痛恨中共政策與黨國體制，黨國不分，但當前不少香港人激情反對國民教育的心理狀態，也是源於黨國不分。反共不知不覺間變成了反華。在洶湧澎湃的運動中，複雜的議題被簡單化，黑白分明。國民教育就是壞，中國就是腐敗、落後的代名詞。在廣場上吶喊的一些群眾，和它所反對的敵人中共，都是被囚禁在黨國體制的牢籠中，陷進一個政黨綁架了中國的殘酷現實。
但其實政治學的ABC是：政黨不等於政府，政府不等於國家。政黨和政府都可以更換，國家卻是要永續經營。政府都要與人民訂立契約，要經過人民的授權，才有統治的法理性與正當性。但當前中國政府和它的反對者都漠視這樣的ABC，進入雙輸局面。 這也使香港陷入「去中國化」的危機；香港須警惕，不能掉進當年台灣民主化的陷阱——「贏得了民主，卻失去了中國」。香港不能在這一波反共的浪潮中，倒洗澡污水，把珍貴的嬰兒「中國」也丟掉。
正是在這國民教育的爭議中，呼喚香港人尋回近年逐漸流失的「民間中國」論述——用民間的觀點，尋找一個全球中國人都可以認同的價值觀和論述體系，超越一個政黨和一個政府，也超越一場選舉和一些媒體的操控。
可以想像，如果當年在九龍深水陋巷中興辦新亞書院的新儒家幾位大師如錢穆、唐君毅、徐復觀等人還在生，他們會怎樣看今天的國民教育爭議？他們肯定不是消極的「取消派」，要求政府全面取消國民教育科成功後，就額手稱慶。恰恰相反，他們會視此為絕佳的機緣，提出一個「民間中國」的國民教育論述，讓香港的學子可以從民間的角度了解中華民族的優良文化傳統，從諸子百家到唐詩宋詞，從司馬遷的《史記》到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更要學習近代中國歷史的苦難與轉折，從孫中山、蔣介石到毛澤東，從胡適到魯迅到林語堂到錢鍾書，光榮與夢想，悲痛、幽默與諷刺，都要成為新一代不可或缺的學習內容。
這些文化大師絕對不會因為現今中國政府的錯失和缺陷，放棄了對「中國人」三字的認同，他們深刻了解黨不等於國，對近代中國的苦難有太多的認識與感受，對中華民族命運有一種強大的使命感，要肩負中華民族復興的重任。
他們當然也不會苟同近年香港興起的那些「來生不做中國人」的論調，更不會認同對殖民主義的崇拜，不會在七一回歸紀念日高舉英國的米字旗。他們不會忘記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罷工，不會忘記廣州三元里英國人的大屠殺，也不會忘記港人曾經參與抗日的東江游擊隊。
對於今天中學生絕食抗議的場面，倒使他們回憶四十年代香港拔萃男書院（DBS)的中學生，為了支援中國軍民抗戰而在香港街頭為路人擦鞋籌款，後來一些中學生甚至在香港抗擊日軍入侵時犧牲，成為香港史的傳奇。
香港在殖民政府統治時期，民間中國的論述就不絕如縷，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影響香港中學生至巨的《中國學生週報》，就探討如何追尋一個理想的中國。它連載作家徐速的長篇小說《星星．月亮．太陽》，展示中國人抗戰的艱苦與氣魄，但也超越狹窄民族主義的局限。作家秋貞理（司馬長風）對中國近代文學與歷史的介紹，鞭辟入裡，而陸離、綠騎士、西西等作家的文章，既流露割捨不斷的家國情懷，也開拓寬廣的國際視野。但如今香港已經沒有給年輕人閱讀的《中國學生週報》，而「中國」二字變成了政治不正確。在「蘋果化」媒體的操控下，所有的議題就簡化為「中國就是落後，英國美國就是高明」。對中共政府的批判，甚至禍延中國社會與人民。泛民的一些候選人高舉「反對香港大陸化」，對大陸旅客來港，視之為「蝗蟲」。
回歸後香港取消了實行了幾十年的「中國歷史」科，不再是中學的必修科，使一些中學生連什麼是「唐宋元明清」也搞不懂。香港逐漸成為一個「去歷史」（ahistorical）的城市，在歷史記憶的斷層中，迷失了自己。香港人必須尋回「民間中國」的論述，擺脫那種集體的焦慮感，跳出「黨國體制」的陰影，回歸民間的力量，用民間的智慧，保護中國的形象。香港不能失去中國，因為中國屬於香港人，也屬於所有推動變革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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