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舞劍志在振英
林沛理
2013年0月22日 第27卷 37期香港特首梁振英及其反對者都有心求變，卻成為敵對陣營，改革也變成你死我活的零和遊戲。
「佔領中環」論壇：香港人的政治理想主義與經濟理性正面交鋒（李逸嘉）
林沛理，牛津大學出版社副總編輯，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及藝術評論小組主席。著有《英文玩家》、《玩起中文》、《反語》及《祝你分手快樂》，最新的一本書是《EQ─英文智商》。
近期出席公眾場合，總有人走過來問我是否支持「佔領中環」。評論人持什麼立場其實有什麼關係，他的責任不是要告訴別人他站在哪裏，而是他站在那裏看到什麼(What matters is not where he stands, but what he sees from where he stands.)。當然，他看到什麼，也或多或少反映了他站在哪裏。
表面上，「佔中」支持與反對兩派的角力，是香港人的政治理想主義與經濟理性的正面交鋒。佔領中環，是要向全世界宣布，香港不是只有一個向度的經濟城市，香港人願意為達到政治目標而付出經濟損失的代價。這是對中環以及中環所代表的一切——龍應台口中的中環價值——的否定，要打它一記響亮的耳光。
從這角度看，「佔中」何止「非理性」(irrational)，簡直是「反理性」(anti-rational)；它要掙脫、排斥和挑戰的是香港人最重視的經濟理性，它要推翻的是經濟理性主導香港人思想的合法地位。
當然，「佔中」的策劃人和推動者絕非失去理性的瘋子。恰恰相反，他們的老謀深算令很多人寢食難安。對反「佔中」人士來說，可能出現的最好情況(best-case scenario)不是「佔中」沒有發生，而是在無聲無息之中發生和過去，這樣爭取所謂「真普選」的激進派才會無地自容。不過，可以斷言，「佔中」的結果不會像「千年蟲」一樣是一場雷聲大雨點小的掃興事(non-event)和反高潮(anti-climax)。
「佔中」在戰略上的高明之處，是選擇「佔據」的目標，乃既是香港命脈，又像幼兒般易受危害（as vulnerable as a baby）的中環。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五十萬人上街令香港改朝換代，但「佔中」只需區區幾千人，就足以癱瘓這個金融中心的運作。大事張揚要佔領中環，是要用「幻想出來的恐怖」(imagined terror)來製造恐慌。用不著大軍壓境就不戰而勝，以一道「奪帥」殺著(checkmate)來打破政制僵局(stalemate)，這是「佔中」的如意算盤。
在技術的層面，「佔中」看似是「以小博大」甚至「蛇吞象」式的槓桿收購（highly leveraged buyout）：一小撮無權無勢的港人竟可以「買起」（收購）擁有天文數字資產的中環。「佔中」既然擺出強硬的反經濟理性姿態，就不可能被經濟理性說服。十多億港元的預期經濟損失，樓價股市應聲下挫，並不構成取消「佔中」的理由，只會壯大「佔中」的聲勢。要知道「佔中」是用來嚇唬人的「scare tactic」，它的威懾力（deterrent power）越大便越有效；而所謂威懾力就是可能造成的破壞(potential damage)。
然而諷刺的是，反經濟理性的「佔中」只會嚇倒擁抱經濟理性的香港中產和富裕階層，特別是有樓階層（the propertied class）；而這些人根本無力改變香港的政制發展。對於真正掌握香港政治命運的北京，政治正確遠比經濟理性重要。它為了要做它判斷為在政治上正確的事情，會毫不猶豫犧牲它的經濟利益，這決策和行為模式在中國的近代史上已經出現了一次又一次。
北京絕對不會妥協
在北京眼中，「佔中」無異於勒索、敲詐和要脅，它絕對不會妥協。北京重視香港的穩定繁榮，但預期「佔中」造成的混亂是有組織、策劃出來的混亂(organized chaos)，跟香港人自發的、非有幕後推手籌劃安排的大遊行或暴動有本質上的不同。倘若北京因此而將它對香港的政策改弦易轍，會被視為向反對派和敵對勢力屈服和叩頭。換句話說，從博弈理論(game theory)的觀點看，倘若「佔中」的對手是北京，它是註定失敗的——這個行動不會取得它期望的結果(desired outcome)。
所以，「佔中」舞劍，志不在北京而在振英。的確，倘若香港特區首長梁振英「從上而下的改變」成功，象徵「從下而上的改變」的「佔中」根本難成氣候。梁振英上任至今不是沒有積極求變，但變的阻力比預期更大。更令人扼腕的是，反對梁振英最激烈的勢力和人士也有求變之心，卻似乎從未想到要與政府合作。「從上而下的改變」與「從下而上的改變」成為兩個敵對陣營，於是改革也變成了你死我活的零和遊戲(zero-sum game)，這又豈會是港人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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